魏晋隋唐文士佛学修养论略

魏晋隋唐时期文人学士多喜与名僧交好,兼修内外,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深厚的佛学修养.王公贵族、丈人学士的佛学修养与佛教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理论的本土化.     

挽歌在魏晋时期的演变

挽歌通常是作为死者送葬的歌曲使用,表达生者对于死者的怀念与哀悼之情.但挽歌体制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东汉时,出现"以挽歌为乐"的现象,尤其是到魏晋六朝时期怪异而复杂现象越来越多.魏晋时期正处于起承转合的重要阶段,出现新的衍变,这与玄学、佛学的兴盛、魏晋文人风尚等有着莫大的关系.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魏晋隋唐道教哲学思想述评

魏晋隋唐时期是道教得以发展和达到兴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道教仍以老庄道论为本 ,同时又结合儒学、融合佛学 ,形成了独特的理论 ,使道教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从魏晋道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到隋唐道教“重玄学”体系的形成 ,可以看到道教哲学在发展中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包容性     

论中国佛教史上的"梁唐之异"与"南北之殊"

论文以唯识学在南北朝时期的理论差异为特例,分析了中国佛学从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理论分歧到隋唐时期的重大转变,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佛学理论自身转变过程中的某些内在取向的选择,也表明了这种选择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分不开的.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惠洪《冷斋夜话》和《天厨禁脔》称引唐五代诗僧作品及行迹考辨

《冷斋夜话》和《天厨禁脔》共称引唐五代12位诗僧的14首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个时期的僧诗及僧人行迹的独特性。因此，以所录僧人的诗集或《全唐诗》为参照，配以《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等文献，通过考辨去伪存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阐释佛学与中国文学的内在互动关系。     

创造性回应的中介——论玄学、佛学思维方式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文心雕龙>思想的复杂性早有共识,但儒学、佛学和玄学究竟哪种学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文心雕龙>中概念、结构、论证方法和体现出的文学观的分析,并辅之以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刘勰虽继承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但影响<文心雕龙>的主要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魏晋时期盛行学界的玄学和佛学.而善于化外来思潮的冲击为自身改造的有利因素,正是儒学历千年而不衰的根本.     

明中后期的居士佛教初探

从明代万历初期始,居士佛学兴盛。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遁入空门又不甘寂寞的上层僧人与信佛的官僚在都市的结合;另一种是厌世的文化人和劳苦大众同中下层僧侣在山林的结合,而居主导地位的是前者,正是这种结合推动了明后期佛教的复兴。明后期的居士们或念佛参禅,或诵经并潜研佛理,禅净合一的修行法门乃是最常见的修行方法。当时的居士大多当初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后来由信仰孔孟儒学转而信奉王氏心学,再而皈依了佛教,所以在哲学思想上反映出了禅理与心学相杂,又处处倡言儒释融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