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洋与中国海洋安全

当前,各国竞相寻求在印度洋的经济、战略与安全利益。国际政治的重心因此正从传统的大西洋与太平洋逐步转向印度洋。这促使印度洋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21世纪全球博弈的中心舞台之一"。随着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逐步增多,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博弈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中国也应该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因此,中国需要结合自己在印度洋的利益目标,依据自己的国力,尽早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印度洋战略。     

苏联国家利益与其抗战时期的对华政策

本文考察了抗战时期苏联根据其国家利益所制定的对华政策及其影响,认为这一政策的运作既使苏联成功避免了两线作战,又确定了战后其在远东的有利地位。而对于中国,这一政策一方面由于苏联战时国家利益与中国抗战利益的趋同性使中国受益匪浅,另一方面又因为政策中表现出的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同国民党消灭中共、武力统一中国的内战政策的某种一致性,使中国国家利益大受损害     

实力与战略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权益,维护国家利益是每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思想,也是对外政策的目标.实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战略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关键.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在于国家战略上的正确选择.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日两国对中国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两面性政策,但在具体举措上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在保持其对华原则分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政策。日本则在美日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华政策,安倍新首相则提出了“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的架构。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今后应加强中、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推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和海洋战略探析

通过对21世纪中国海洋安全环境的分析,阐述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利益纠葛和可能发生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三方在台湾问题上利益和政策的矛盾,并由此提出中国在21世纪应该着力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经济利益,发展崭新的海洋战略,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海洋之路。     

试论中国对外战略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对外战略是指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以增进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各种政策、策略和原则。国内外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在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文化价值观可以引导国家利益的建构和追求方向,同时它本身也是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在对外战略中提倡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这方面,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泛道德主义取向、和合思维、“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以及诚信博爱是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核心。这些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仅有利于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回应和化解当代世界的各种冲突与矛盾,而且有助于形成全球共同体意识、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战略视野中,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将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根本内容,突出中国外交的国家经济利益,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与发展利益的一致。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奥斯曼帝国与16世纪中期旧商路的贸易复兴

新航路开辟之初,旧商路贸易虽然遭到较大打击,但并没有自此一蹶不振。事实上,旧商路沿线国家积极应对新航路的挑战,努力维护旧商路上的贸易和国家利益。威尼斯、埃及采取外交、军事等行动试图阻止葡萄牙垄断印度洋贸易;奥斯曼帝国与葡萄牙在印度洋地区作战,并实施了一系列振兴旧商路贸易的措施。由于旧商路国家的这些措施以及葡萄牙的衰弱,旧商路于16世纪中期又重新复兴和繁荣起来,并与新航路并存、竞争,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经济的繁荣。     

国家治理视域下我国地理信息安全的政策和法律体系构建

治理是政治管理的过程。衡量国家良好治理的重要标准是公共秩序得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得到增进。地理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保障,事关国家利益和国民权益,应当纳入国家治理的视域。我国地理信息安全的政策和法律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制定专门的政策和法律,调整和更新已有的政策和法律,在国家层面成立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理顺各管理主体的权责关系,构建地理信息安全的政策和法律体系。     

习近平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的国家利益观逐渐形成。考察习近平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条件,可以发现这些条件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基础,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凭依,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是综合条件发展的结果。其中,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历史基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利益实践,现实凭依是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实践,国际因素是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理论与政策,主观条件是习近平的经历经验。     

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及其启示

国家利益是构成国家生命悠关的需要的高度概括 ,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与国际交往中的基本目标和决定因素。世纪之交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只有认真学习和坚持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 ,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努力保持政治稳定 ,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 ,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 ,坚持中国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世界经济中的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历史视角的国际比较

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以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增加国民福利为目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且各种政策手段因经济周期的作用也被循环使用.本文通过对世界各国在不同阶段所采用的贸易战略与政策的对比研究,揭示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利益、利益集团的博弈等内在联系,指出应根据中国现阶段国家利益与经济发展水平来正确选择适合的贸易战略与政策,以促进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英国自由放任经济发展战略述评

自由放任政策是英国重商主义之后发展经济的指导性政策。但深究英国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实质,不难看出,在自由放任理念盛行的年代,国家在理论和道义上遵循了占主流的经济发展理念,而其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则在于经济运作最核心的一点——利益。而如何实现最大利益化,也是推动英国经济发展政策从自由放任向国家干预转变的内在动力。     

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对华的"接触、遏制"战略

国家利益决定了一个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反映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的国家目标.由于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对我国采取"接触、遏制"的战略就成为必然,致使中美两国的关系总是在合作和对抗中摇摆,为此谋合作、避对抗应成为我国制定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和平的发展战略.     

中美日关系的利益结构与中国的对外政策

冷战后,国际社会出现国家间关系重组和利益的重构。中美日关系十分复杂,在东亚乃至世界有不同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美日同盟对中国形成极大的挑战。中国对外政策正在显示重大影响。     

二战以来美国对非政策的动因与走向

国家利益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其非洲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背后的动因就是美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本文以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三项利益——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分析框架,将二战以来的美国对非政策划分为冷战时期、冷战结束至"9·11"事件爆发和"9·11"事件以来三大阶段,梳理在各个时期美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及据此推行的对非政策。基于美国在非洲国家利益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判断,本文认为尽管特朗普的对非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但自"9·11"事件以来确定的美国对非政策的基本框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发展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文章以某一个时期内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等级及实现顺序的不同为依据,把中国在"冷战"后时期的国家利益划分为发展利益、主权利益和责任利益三个层次,以此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冷战"后时期发展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加深对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命题的深刻理解.     

印度洋地区安全结构演变的新态势及原因探析

在印度洋问题上,中国目前面临"战略两难",一方面,利益的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会面临较大体系结构压力,尤其是印、美的反弹。近年出于"共同利益"需要,印美在战略上相互讨好之势明显,实则"各取所需"。在此背景下,印度洋地区安全结构出现以下几个新态势:第一,美印逐步走向战略联合;第二,美国实行责任推卸和离岸平衡策略,印度洋地区安全结构将由中印美"三极"转向以美国支持下的印度与中国的"两级";第三,新安全结构将是一种"竞合型"结构,"霍尔木兹困境"或将成为中国未来"新困局"。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结构演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最后简要提出几点中国的应对之策。     

利益、身份与外交政策

从身份角度解释外交政策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主要是建构主义影响所致。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是由身份建构的,是国家身份而不是国家利益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与传统的理性主义不同,后者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根本不把身份看作是一个重要问题。两种理论均有其贡献与缺陷,对此进行有机的扬弃与结合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利益是国家行为的终极出发点,它塑造了身份,并进而决定了对外政策。当利益发生重大变化时,国家身份迟早也要发生相应变化。这点已在建国60年来的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中得到证明。     

科技强国战略的确立和实施

在现时代,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力量源泉,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着眼于国家利益来制定科技领先战略,既是当代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现实,也是我们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科技强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战略抉择,需要一系列政策支撑,包括自主创新、技术跨越、提升结构和区域协调发展,等等。实施科技强国战略,是中国适应时代挑战、实现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