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内在主义探析

葛兰西的内在主义具有直指改变世界的实践意蕴。在对宗教的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反思以及实践哲学建构等问题上，葛兰西继承了“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二分法，力图排除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的神秘主义要素，展现出独特的内在主义立场，强调“现实的主体内在于政治—历史”以及“现实的主体内在于哲学—历史”。葛兰西的内在主义体现出其具有“行动者视角”。这一视角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既往解释世界的旁观者立场而直指改变世界的行动者立场的本质内蕴得以显明，而这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启示意义。     

理性的自我反身与双重视角的转换——康德“法官隐喻”问题研究

康德将理性的自我批判比作"法官"组织法庭审判自身。那么理性为何能够充当"法官"对自身进行批判?阿伦特对"行动者"与"旁观者"及柄谷行人对"事先"和"事后"双重视角的区分,为回应此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式。在这种区分下,理性的自我批判所以可能,是由于康德看待理性概念的视角由"事先"移动到了"事后",由处于"行动者"的视角转换为"旁观者"的视角。     

关于因果、决定论、偶然性、概率之我见——张志林《因果观念》读后感

本文首先对“决定论描述”、“因果描述”、“概率描述”、“互补描述”的严格分析性定义作出评论。二、简要介绍了决定论的不同形式,强调了严格决定论、决定论、非完全决定论等概念间的区别。三、借助于生物学哲学背景,分析了偶然性作为自然运行一种机制的本体论地位,表明了作者既非严格决定论又非绝对偶然论的立场。     

斯特劳森与奎因本体论思想之差异探析

奎因从"本体论承诺"的角度将本体论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而斯特劳森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将殊相的识别作为探索本体论优先性的出发点。二者本体论的差异主要集中于对存在的理解、共相与殊相、相对主义问题三个方面,而分歧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哲学立场、理论渊源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斯特劳森在与奎因关于本体论的论争中系统形成了联系于殊相识别的本体论等级论,其理论是对奎因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结构分析”的知识理路及其评价

＂结构分析＂是社会学中一种深远的理论传统。本文归纳出三个理论分歧点：结构是外在于还是内在于行动者的;结构对于行动者是否具有决定性;结构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围绕这些分歧,本文追溯了其知识理路：不同的理论家分别聚焦于社会、身体和心灵,呈现出一条从外在结构观到内在结构观的谱系;在决定论结构观遭遇激烈批判后,结构分析日益走向采取一种能动论的结构观;对结构作网状聚合理解的关系/网络结构观日渐兴盛,与作点状聚合理解的制度/地位-角色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本文最后指出,外在结构观是以解释差异为目标的那种社会学路径应采取的观念;决定论结构观和能动论结构观在面对不同的待解释问题时各有其作用;制度/地位-角色结构观与关系/网络结构观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而是互补的。     

时态论面临的语义解读问题

时态论认为语言中的时态表述单位不但表述了时态化思想,而且表述了世界的时态化事实,这导致了时态语义的现存论立场：认为关于世界的思想和事实的元语言表述也是时态化的,世界的思想和事实基于时态化立场而得到描写和理解。这一立场引发了时态语义解读的困境：首先,它基于主观视角的唯一性,排斥了当前之外事态的存在,从而拒绝了事态的偏序关系;其次,时态化的元语言不能准确反映其时态提升为算子的对象语言的含义。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存论没有区分认识论和本体论两种意义上的参照视角,也不恰当地排斥了量词（如兰姆达算子）的组合计算方法。解决相关语义困境依赖于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参照视角和使用合适的组合性方法。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研究——对结构化理论中“行动者”概念的深度审视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学术研究当中最具原创性的理论,它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研究。作为行动主体的行动者具有一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一种"所做"而不是一种"所欲"。能动性与权力逻辑地关联在一起,权力是一种转换能力。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是知识人,有意图行动的意外后果表明行动者的能动性是受限制的。     

从实践本体化到本体实践化

正是对本体论内涵的不同理解,导致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不同理解。"实践本体论"实际上是把实践"本体化",还停留在传统"实体本体论"的水平,仍然是一种绝对化的理性"独断";而新兴起的"生存论"的理解,则是把本体"实践化",关注本体论承诺的"指向性",才真正揭示出了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真实意蕴。     

“剧场隐喻”中“旁观者”视角的重建——马克思的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辩证法生成之关键

“剧场隐喻”中直接出现的是“剧作者”和“剧中人”,也隐含着“旁观者”视角,故这一隐喻中的三重视角及其间的关系可用来考察马克思辩证法与康德、黑格尔辩证法之异同及其超越之处.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的无限主体,立足于人的有限性阐明了“剧中人”如何亦是“剧作者”;另一方面则借助黑格尔能动性辩证法重构了康德哲学的有限的“旁观者”视角,实现了“旁观者”与作为“行动者”的“剧作者”及“剧中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有效改造世界何以可能之问题.从“旁观者”视角的重建所理解的马克思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法,对于正在急切进行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典范性意义.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解读《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试图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理解个体动机、目的与兴趣来研究和解释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目前,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其中荷兰社会学家诺曼·龙(Norman Long)基于长期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思考,完成了<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著作,提出"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很好地洞察社会构建和重构过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小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社会设置或场所是如何与更宽泛的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关系网络发生互锁的.这一研究方法提供的是一种解释"特定社会形态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中形成并运行"的概念以及方法论框架.     

意志自由论、运气与能动性

学界流行的两种主要的意志自由论理论都未能合理地解决运气问题。尽管罗伯特·凯恩的理论部分地克服了传统的事件因果理论的一些困难,但其对运气问题的合理解决要求或预设相容论的思想资源,从而使其在理论承诺上变得不一致。另一方面,行动者因果关系理论则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了能动性,但未能对能动性给予任何充分合理的解释。凯恩在其理论中对所谓“多元控制”提出的说明是根本上不合理的,这种“控制”最好是按照行动者在开放世界中对理由的慎思和选择来解释,而这完全可以在一种广泛地设想的相容论的思想框架中来处理。以此为基础,将能够为如何恰当地理解人类能动性提供一些一般考虑,并阐明它们与自由意志问题的联系。     

“朝向底层”与“深度在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立场及其底层关怀

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关怀,还是一种研究立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尚未获得开阔的想象空间和深厚的学理支撑,究其原因,在于各种理论范式的束缚和分析框架的约制,使本身根植于底层社会的社会转型议题囿于宏大叙事、结构秩序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其研究过程亦悬置于底层生活层面之上而与底层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富有底层意识和底层关怀的底层社会研究,要求研究者理清底层行动者"行动逻辑"的二重分殊,特别关注底层行动者真实和变通的存在方式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之间的距离;强化"深度在场"意识,以底层社会的内部眼光来凝视底层行动者的遭遇及命运;用"积极干预"重塑研究者的行动立场,向行动者或研究者揭示抗争行动背后的关系实质。     

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观中主客体关系的“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统一观。马克思的历史主体论是对黑格尔主体论的唯物史观转向。阿尔都塞“解读”马克思得出“社会无主体”论的片面性在于:他将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能动创造性加以绝对对立,将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加以绝对对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述评

文章通过对当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三大类型立场的介绍与分别评价,指出实践本体论有以偏概全之虞,而超越实践本体论,包括实践超越论、生存论的本体论、意蕴论,均属于二元论的本体论乃至唯心主义本体论范畴.因此,重新评价物质本体论,或许真正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究竟为何这一问题的理解.     

科技与道德关系论述评

基于认识发展史,探讨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非常有意义.无关论将科学研究从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将理性与感性割裂开来,无视道德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带有很强的主观主义色彩.有关论又分为对立论、同一论、决定论和辩证统一论.对立论仅承认科技对道德的逆向关系,片面且消极地认为科技发展将导致道德沦丧,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同一论是对对立论的反动,但只承认科技进步对社会道德单方面的促进作用,而对道德的相对独立性估计不足,难免陷于另一极端.科技决定论虽包含科技发展有利于道德进步的合理因素,但仍是一种过分夸大科技作用的片面观点.道德决定论虽然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居主导地位,但认为科技单方面地向伦理学"求教"的观点亦有片面之嫌,而且科技发展也在不断冲击着传统道德观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论认为,科技与道德之间既非完全排斥,亦非绝对同一,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是双方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技术与制度互动--基于传统增长理论的创新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①本上形成了"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技术与制度"共同决定论"三种不同派别.三种"决定论"有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即把审视社会经济问题的视角框定在科层等级关系(hierarchy relationship)的框架之内.在这个视角下,必然带来自身理论的不足.有鉴于此,作者转换思考角度,从元素之间互动的思维视角出发,提出了技术与制度互动的理论,即将技术与制度放到同一主体性平台,在互动中析理出经济增长的源泉,为看待和分析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互动的理论视角.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走出决定论的困境 ——论柏格森的自由观

柏格森在其《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一书中,从绵延概念出发,对西方哲学中的决定论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涉及自由问题的决定论学说有物理决定论和心理决定论两种形态,物理决定论最终以心理决定论为前提,而心理决定论最终又诉诸一种物理因果性。柏格森指出在物理因果性之外还存在一种心理因果性,基于这种心理因果性的理论可以对意志及其自由作出更好的说明。     

超越社会决定论--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再考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分析概念.笔者认为,文化资本不只是一个能把握文化的"被形塑结构作用"的静态的、具有社会决定论色彩的实体性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能充分理解行动者"形塑结构的作用"、并反映各种变化的动态的运动体.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这一认识,尝试对作为一个把握行动者个人能动作用的"文化资本"概念作一个较为详尽的社会学考察.     

如何理解“社会”:一种观念史的多维解析

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讨论构成了理解"社会"本体论之争的主要脉络。从这一关系视角出发,古典时期的思考成为本体论之争的萌芽,不断地形构和延展出"社会"的种种图像。近代则开启了基于机体隐喻与关系类型学的本体论之争,奠定了理解"社会"的不同取向。进入现代,关于"社会"的讨论在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分歧中进一步分化。诠释论视角聚焦于个体行动与社会文本的阐释过程,将社会分解为个体,却搁置了形构意义的权力角色、冲突特性及背景条件等现实层面。实证论视角则坚持集体存在与社会事实的因果发现,强调社会的力量,导致个体仅是等待被理论形构。就当代社会研究而言,还需关注那些未能以经验框架来解释的"社会"的基本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