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传统城镇化陷阱:城镇化转型升级的意义与策略

传统城镇化是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造成城镇结构和功能失调,出现了半城镇化、运动式城镇化、土地和房地产城镇化、有城无市城镇化、千城一面城镇化、非市场非均衡城镇化、灰色城镇化、非智慧城镇化等多重陷阱。跨越上述陷阱就必须系统性升级城镇化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体系布局、民生保障机制、制度改革力度等,使之成为"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探索

新型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西部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部新型城镇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经济、社会、环境、制度和空间结构五个方面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进行梳理,分析西部新型城镇化进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质量、城镇环境、城镇化体制机制和城镇空间结构四个方面探索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     

人的城镇化建设的社会质量路径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实质上就是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判城镇化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发展水平的根本尺度,牢固确立人的城镇化建设的社会质量路径。西方社会质量理论范式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的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实质与核心,改变传统的以“物”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思路,从而在大力促进资源的城镇化、价值观念的城镇化、社会关系网络的城镇化和制度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力提升城镇化的社会质量。     

土地制度安排与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从拉美国家的城镇化陷阱分析入手,认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高城镇化率、高度集中的土地问题、严重滞后的社保制度、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等衍生出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连续性,且难以逆转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深刻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持续发展,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是拉美国家陷入城镇化陷阱的重要原因。继而阐述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安排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通过对土地制度安排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对跨越城镇化陷阱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中国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其内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产权:适应城镇化的制度供给

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农村城镇化互为条件。新中国建立后的四次农地制度变迁与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停滞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相对应。承包制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制度效率已释放,其负面影响日益显露,农地产权创新势所必然。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产权是适应城镇化的制度供给。     

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制度改革——对苏州城镇化制度改革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是一场制度变革,涉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诸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领域的改革。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镇化建设,在制度建设或制度变革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突破。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基本上处于基础设施的资本供给阶段;在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制度改革也只是经济发展的"非制度化产品",即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所衍生的"制度副产品"。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制度改革实践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对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具有检讨和借鉴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

制度因素是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主要有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地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     

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

制度是制约贵州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原有的制度安排已阻碍了贵州城镇化发展进程,因此必须对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制度进行创新。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和城乡融通的就业制度,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彻底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建立廉洁高效的城镇管理体制和多元化投资体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积极探索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土地流转和置换,促使人口和要素向城镇聚集,以制度创新加快贵州城镇化发展。     

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选择的制度特性

虽然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推动力、拉动力和加速力,奠定了城市发展平台,但却绝不是唯一的动力。制度同样是城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城市发展的深层本质,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依据和重要资源,它可以加速或延缓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制约城镇化发展的质量、速度和规模。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条件和背景,使我国选择了与世界城镇化一般发展模式不同的制度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迁,日益显露出了矛盾和问题。适时地转换和创新我国城市发展制度,及时调整和规范城市发展制度体系与内容,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是促进和实现我国城镇化健康、有序、高效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实践路径。     

我国农村城镇化中制度绩效的实证分析

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推阻机制。众多学者已经证明 ,与二元户籍制度相关的系列制度安排是导致我国城镇化滞后和大量农村隐形失业人员存在的直接因素。以农民为初级行动团体而发起的诱致型制度变迁逐步占据制度创新的主导地位 ,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做出了新的探索。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对城镇化中的制度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 ,制度因素对城镇化的驱动潜力是最大的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权保障

以城市化、人权保障、和谐社会三者内在的关联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从宪政制度的建构、违宪的监督和审查、宪政的社会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制度层面的建构,以期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计划。     

农村城市化源动力研究

要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效率 ,必须减少直接从事农业产业的农民数量。农村城市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选择。农村城市化的真正源动力 ,不是表面上的经济发展水平 ,而是决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和考虑决策目标的制度安排。为此 ,本文分析了几种主要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的影响 ,并提出了相关制度安排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理论的起始问题——城市化概念探析

城市化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各个学科从自身学科特点出发,都对城市化概念给予了自己的定义。历史学也需要自己解释的城市化概念,也应该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去理解城市化。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推拉效应与制度安排研究

中国加入WTO后,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国际化,将产生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转移到城镇。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相互作用,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推拉效应。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应实行城市化的制度创新。实行以诱致型城市化为主,强制型的政府政策为补充的城市化制度供给模式,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的制度环境.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领域和农村城市化的制度空间。     

巴西城市化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兼与中国城市化相比较

巴西是世界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相当高.它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属于过度城市化模式.在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城市贫困等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属于滞后型城市化模式.纵观巴西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要注重城乡统筹,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且走生态城市化之路.     

技术变迁对城市化路径的作用机制研究

从城市化的一般机理入手,对城市跟农村技术进步以及二者之间的技术转移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比较城市化实际路径与均衡路径的区别,论证了技术变迁对城市化质量的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从城市化与人均GDP、城市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与第三产业等3个方面对新疆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城市化与以人均GDP为标准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与工业化之间相关性不明显,而与非农产业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与第三产业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城市化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部同时存在着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进城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城市化因此体现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以及城市中非正规部门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由于人力资本的差距和政府以户籍为基础的政策倾斜,非正规部门的收入要低于正规部门。这个特点在一定条件下将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单调上升。要避免城市化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产生负面作用,就必须消除城市内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这就要求政府放弃以户籍为标准歧视进城农民工的政策取向。     

基于VEC模型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以新疆石河子垦区为例

城镇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构成城镇化动力源,它们之间相互组合、相互影响的关系构成城镇化动力机制。该文以新疆石河子为例,从包含制度因素的产业结构转换角度构建城镇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建立VEC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纬度研究城镇化各动力因素与城镇人口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农业是石河子地区城镇化基础动力;工业化和制度变迁构成石河子地区城镇化根本动力;服务业是石河子地区城镇化持续发展动力。     

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展望

中国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后步入了平稳发展期,遵循城市化逻辑增长模型,利用1973-2008年的数据进行估计后得出:中国城市化年均增长速度为0.0412,远远快于0.01729的世界平均水平;2014年左右,中国将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此时的城市化率将达50.11%;中国城市化的饱和值约为84.98%,而67%左右可能是中国未来20年城市化发展的顶部,此后城市化水平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维持在7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