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州的状元

清代科举考试,自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止,正恩会试112科。苏州府考取了十三个会元,二十五个状元,六个榜眼,十二个探花,状元数占全国的22.5％,为全国各府之冠。关于清代苏州府在会试中考取的情况,根据《清秘述闻》等书的记载,介绍如下: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十五年丙辰科、十八年己未科的状元,为长州韩菼、彭定求、常熟归允肃所蝉联。     

论张謇与近代师范教育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海门常乐镇人。1894年考取光绪甲午恩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败后，国势日衰，他深感官场腐败，朝廷无能，遂屏退故里弃官而营实业，探索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之路。他提倡“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的思想，在发展教育事业中取得显著成就，并以开创和发展我国近代正规系统的师范教育而名垂史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逐步提出了废科举、采西学、设学堂的主张，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社会风气。张春也以他敏锐的历史眼光提出“今变五百年之科举，而使天下人才尽…     

清末废武科原因再探

清末废武科的自身原因可归结为三点：一是武学、武进士不足以抵御外侮，国家设立武科，已失去了选才的意义；二是武科人才雍滞，成为社会上的流闲阶层，其中一些人恃顶戴为护符，武断乡曲，为害百姓，“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二是改革武科的尝试失败。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王朝在内外压迫之下，终于下决心停罢武科。武科的废除，对文科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文科举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高考“女状元”现象透视

女状元流行的背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女生更聪明或者男女更趋平等的必然事实,而是高考改革的荆棘难行——公元1853年,也是太平天国三年。这一年,南京才女傅善祥走进科举考场。随后,她荣登魁首,成为当年炙手可热的话题。她是中国1300多年科举史中诞生的惟——名女性状元。傅善祥是太平天国的女科魁首,却并非大清朝的状元。如果不是前者主张男女平等,开女科科举,女状元这个荣誉称号在中     

清末科举：实践背离严密制度的困局——以一个应会试的书院老师的视角

丁治棠曾经求学于成都锦江书院,先后任四川尊经书院分教,合州瑞山、合宗两书院山长。丁治棠虽然在经学方面较有建树,但他仍然热衷于科举功名,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会试的全过程,所记科举实施情况与清代统治者规定的科举制度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有的实施环节甚至完全背离了科举严密的制度。这使得晚清科举陷入到既无法达到统治者的预期值,亦无法吸引读书人积极应试的困境之中。而清末统治者既无力,也无心重整科举,因此其走向停废似乎就是必然的结局了。     

陶诗“一去三十年”注释商榷

陶渊明《归国田居》组诗的第一首，开头四行写自己辞官归田的原因：“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其中“一去三十年”句中的“三十年”，应如何理解？据［宋］吴仁杰《靖节先生年谱》的说法，认为“一去三十年”句“当作‘一去十三年’”。理由是：陶渊明在诗中说自己年轻时是喜爱丘山园田的，后来却出仕做官，误落了尘网。误落尘网多久呢，三十年。这“三十年”吴氏认为有问题。吴氏推算，陶渊明自太元十八年癸巳（公元三九三）出任江州祭酒，到乙巳（公元四０五）辞掉彭泽令归田，做官做了十二年。而《归园田居》…     

清代苏州“药业碑”浅析

苏州碑刻博物馆曾征集到一批反映苏州清代药业情况的碑刻（简称“药业碑”），现陈列于碑廊内。这类碑刻主要有：1、《吴县严禁好徒原称戈制半夏在乡镇分销发兑，蒙混渔利碑》，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六日。2、《上海县永禁外姓假冒戈老二房牌号，出售戈制半夏碑》，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十八日。3、《元和县水禁渔利之徒假冒戈老二房牌号售卖假药碑》，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初四日。4、《苏州府禁止渔利之徒假冒戈老二房牌号仿单碑》，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二十日。5、《长洲县为各药销药料儿…     

马愉年谱简编

马愉（1395-1447）,字性和,号澹轩,明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今属潍坊市）人。宣德二年（142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正统三年（1438）,与修《宣宗实录》成,升侍讲学士。正统五年,由杨士奇荐,入阁预机务。正统十年,升任礼部右侍郎。正统十二年卒。赠翰林院学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赐谥号“襄敏”。有《澹轩文集》传世。今据其所传诗文及相关资料,编此年谱。     

坚守民族本位 走向宗教诗学

现代人文科学的分类体系,是在20世纪初参照西方的教育体制和学科分类体系,切割、糅合中国本土的经史子集和方外的释道知识系统而建构的;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从传统中独立出来花了10多年时间：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主持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主张大学堂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4日）,《奏定大学堂章程（附同儒院章程）》规定“中国文学史研究法”,用以指导文学课的讲授;     

论历代状元的录取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关系

论历代状元的录取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关系莫雁诗科举时代，作为进士科第一的状元（武状元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它的录取除了受科举考试成绩制约外，笔者以为，它还与科举考试制度息息相关，是随着历代考试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拟就此问题作初步阐述。隋代为科举萌芽期...     

清末杨守敬及其《历代舆地图》考述

杨守敬作为清代地理考据的殿军,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完成编订的《历代舆地图》是他一生地理考据研究的重要结晶。该图历时三十余年而成,凡三十四册（组）,分总图和分图两种,全面绘制出了我国自先秦至明朝的历代地图,对清代乃至清代以前的沿革地理学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末奇才探花王文在

同治七年，清朝廷在刚刚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基本平息之后，又恢复了科举选仕。在戊辰科殿试中（１８６８年），山西省稷山县坞堆村的王文在被钦点为探花———一甲第三名。这不仅在稷山历史上前无古人，而且在山西全省几百年来也是绝无仅有的。据说，此次殿试王文在成绩最佳，本应该是状元，但后来却被同治帝钦点为探花了。原因何在？众说不一：一种说法是，因为荐卷老师和主考官对他才学的偏爱，极欲让同治帝钦点为状元，结果误点为探花了，造成“有心栽花花未开”的遗憾。另一种说法是，王文在是北方人，而殿试主持者多系…     

曾国藩是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的领袖

曾国藩是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的领袖陶用舒（益阳师专学报编辑部）清咸丰、同治年间，湖南人才形成了近代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在道光年间，以陶澎、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湖南人才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进一步扩大。据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咸丰、同治、光绪三...     

从《说难》看《国闻报》报人的隐衷

从《说难》看《国闻报》报人的隐衷陈伯超《说难》，是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写的一流文章，原载于１８９８年８月５、６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的《国闻报》，后辑人《国闻报汇编》．《说难》以甲乙二人对话的形式，从“酒肆中之庖人”、“北里中之女子”和...     

《广州城坊志》点校说明

《广州城坊志》点校说明钟文笔者点校的《广东城坊志》，是近人黄佛颐编撰的一部有关广州城坊建置沿革和文物掌故的史籍，全书共六卷。黄佛颐虽为近人，但人们对其生平事迹知之不多。黄佛颐宇慈博，生于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世居广州。宣统...     

陈景韩“新水浒”系列“游戏”与晚清翻新小说的繁荣——以《新水浒》同题小说为中心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报》曾刊载过一篇莫名其妙的《<新水浒>之一节》,经考证为陈景韩戏撰,是为吸引读者而投石问路的一个策略,得到回应后却未续载,只以《<新水浒>题解》搪塞,却意外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参与热情,成为编读互动和展示创意的"游戏"平台。这一系列"游戏"对后来的《新水浒》同题之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在无意中开启了晚清翻新小说的大门,并促使其走向繁荣。     

《百家姓》著者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经历宋元明清以至中华民国,千年不废,影响深远。在＂三百千＂中,唯独《百家姓》的写作时间和著者不明。本文在宋朝王明清、明朝李诩、清朝王相等人详考的基础上,经过一番考证、推理,指出：《百家姓》的编著者,似是＂老儒＂钱俨;《百家姓》的编著时间,似是开宝四年（971）至太平兴国二年（977）之间。     

“儒生”归来

《儒生》在中国内地创刊并公开出版格外招引目光。晚清新政后科举废，民国肇造后读经废，五四新文化后孔教废。三废之余，“儒生”这个秦政一统时出现并伴随中华帝国始末的名号，实质性内涵已然被掏空，偶有人用用。也无非是泛指书生的意思。     

清代苏州的状元

苏州府“在顺治初,因明制,州一县七。雍正二年,升太仓为直隶州,割崇明、嘉定属之。又析长洲置元和、昆山置新阳,常熟置昭文、吴江置震洋。乾隆元年,又设太湖厅。光绪三十年,设靖湖厅,隶府”共领九县二厅。清代苏州的状元,长洲县七名、吴县七名、市熟县六名、元和县三名、昆山县一名,计有二十四名。另有嘉定县一名,因为王敬铭(嘉定县人)于康熙五十二年考取状元时,嘉定县尚“属苏州府,”故清代苏州府总共有二十五名状元。     

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辨》——王国维、俞平伯评红雏议

在红学史上卓有成就的研究家中,王国维和俞平伯无疑是很重要的两位。尽管他们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甚至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乃至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是站在了时代的前列,给《红楼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勃勃生机,在红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是具有程碑意义的红学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写于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后者写于1922年,1923年出版。前后相隔近二十年。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