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宗当世 名重本朝——简论范仲淹与王安石

北宋中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对当时的政局及其后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庆历新政及其主持者范仲淹对熙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的影响,王安石与范仲淹的交往,以及范、王文学创作的相同点。     

从“夏竦告变”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政变”案——把石介给富弼信中奏请行“伊(尹)周之事”,篡改为“伊霍(光)之事”,且摹拟石介笔迹,伪撰废立诏书(草),诬陷他们要搞政变,废皇帝。“夏竦告变”成为“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试论范仲淹的忧乐观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因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而名垂千古.他的这一名言又一直为后人所传诵并用以自勉.本文就此作一考察.1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首先在其著名的《岳阳楼记》中以生动感人的语言表达出来.当时,正值“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再次贬出朝廷,和其他一些参与或支持     

试论范仲淹的改革观点与人才思想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宋太宗赵炅端拱二年(989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在极度艰苦的境遇中力学成才,二十七岁举进士,进入仕途。先后在地方、朝廷、军队任职,并三遭贬谪。范公一生忧国忧民,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治政、治军的成就,赢得了正直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信服。我国历史上,北宋庆历三至四年(1043—1044年)出现的一场政治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它的主持人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庆历新政”虽然仅仅搞了一年左右,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西线战事而告吹了,然而,这场改革,不仅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同时,范仲淹在这场改革中所显露的丰富的人才思想,还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环滁皆山也”

古典名篇《岳阳楼记》开头一句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范仲淹为什么不从“庆历五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写起,或从“庆历二年,滕子京因事下狱'写起,而选择'.庆历四年春"下笔呢? 这里是大有文章的。     

李觏经济思想三题

北宋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李觏(1009——1059),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者,也是王安石“熙宁变法”舆论上的先驱者。他对北宋社会作过深刻的剖析,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挽救赵宋王朝濒危的方案。他的政论文章,曾被人们誉为“医国之书。”他的经济思想,是我们研究北宋社会的宝贵资料。本文想从李觏在土地、赋税、财用三方面的主张来探讨他的经济思想。     

《醉翁亭记》赏析

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被贬河南邓州.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慨言上书",一度下狱,后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1046).他此时的心情和范仲淹应该同样是忧心忡忡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就是以忧愁代替了一切正常的心境,排斥了欢乐.这一点我们在分析<岳阳楼记>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欧阳修却没有像范仲淹那样"进亦忧,退亦忧",他在<晚泊岳阳>中这样写: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了一次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但其影响较大的,还是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故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些论述。我们认为,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是企图通过限制官僚特权、裁汰冗滥官吏、改进选官方法等,以提高官员素质、改进政府工作、减少政费开支、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挽救北宋政治的危机。这次改革,虽然前后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分析、总结一下这一历史事件,还是有意义的。     

范仲淹的《答赵元昊书》及其“招抚”政策

《答赵元昊书》是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范仲淹写给党项羌人首领赵元昊的一封信。当时,赵元昊发动的攻宋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战争给宋、夏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范仲淹针对赵元昊的无理苛求,写了这封《答书》。范仲淹在《答书》中,提出了停战、和谈的总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一时未能被赵元昊接受,但却为以后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打下了基础。在陕西战场上,在处理宋、夏战争的实践中,范仲淹也不同于北宋军队的其他统帅,他反对用大兵征讨,而主张采取“招抚”政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研究《答书》和他的“招抚”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范仲淹的思想,对于认识今天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政策,也是有意义的。     

范仲淹爱民惠政初探

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范仲淹深受人民拥戴。他主张革新,敢于直言,成为“庆历新政”的领袖之一;他立德、立功、立言——为人、为政、为文无不从爱民出发;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他的爱民思想。范仲淹锐意改革,指陈政事,是他爱民思想的主要体现。从真宗至仁宗,赵宋王朝有江河日下之势。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官僚机构庞大,文恬武嬉,辽与西夏屡次侵犯中原,“俘掠人民,焚荡庐舍”,致使“农桑废业,闾里为墟”因而兵员剧增,全年赋税用于养兵的竞达六分之五。辽与西夏的首领欲壑难填,而赵宋王朝一味屈辱求和,许以大量白银、绸绢、茶叶,以致“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北宋统治     

李觏与旴江书院

李觏一生贫而好学，教学授徒，著书立说，后经范仲淹等人举荐为太学直讲。他是庆历新政积极支持者，也是王安石思想的先驱。李觏于旴江书院讲学二十余年，生徒众多。旴江书院历经毁建，历时900年。李觏身后的时江书院始终祀祭李觏，并为建昌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李觏的政治和法治思想

李觏(公元1009——1059年)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和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既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又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者.他的思想在当时和对以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宋中期,赵宋王朝,已由开国初期的小康局面而陷入了“积贫积弱”的颓势.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因此使当权的统治者无法摆脱内忧外患的惨境. 面对当时的政治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的思想家,则要求     

欧阳修的滁州之贬与《醉翁亭记》之抒情

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被指为革新派＂朋党＂。庆历五年,政敌罗织＂盗甥＂罪名,将他贬至滁州。贬滁期间的欧阳修心情痛苦、郁闷,此期创作的《醉翁亭记》,一方面透露着他蔑视打击、付毁誉于山林的不屈态度,另方面,也寄托着他遭遇人身污蔑及再次贬谪后,以放情于山林的姿态＂娱文章＂、遣苦闷、远世患的用意。本文的抒情内涵并非如论者指出的＂悠闲自适＂或＂与民同乐＂等那么简单。     

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

北宋前期的社会问题和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适应建国之初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而建立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新体制,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此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事实正如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简称《十事疏》)中说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关于过分强化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弊     

范仲淹知庆州的措施和影响

宋夏战争初始，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到庆历四年正月，范仲淹知庆州共四年零九个月，抗击西夏。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二十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范仲淹知庆州具有积极的影响。     

“文章太守”欧阳修与扬州

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受到攻击、诬陷,扬州是其贬谪的第二站。宋仁宗赏其忠而用其才,但同时惑于浮议,也抑其傲而贬其党。欧阳修在扬州,政宽民安,以“文章太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人与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当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五代史》的编纂。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少年家贫力学,宋真宗时中进士。宋仁宗时,曾任知州、转运使、观察使、安抚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官职。他为官正直敢言,关心民间疾苦,针对北宋政权的腐朽统治,曾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与建议。在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期间,他曾试图进行政治改革,推行了“庆历新政”,开“熙宁新法”之先河。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军事家和文学家。因此,分析一下他的政治思想,有助于对北宋中期士大夫思想状况的了解,也能使我们加深对北宋社会的认识。     

扬州之政:欧阳修的反思与坚持

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和滁州之贬的人生低谷后,扬州之于欧阳修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心灵创伤已基本疗愈,朝廷对他重新予以重用,而扬州作为大都督府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发运使司所在地的东南重镇,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施政历练。欧阳修的扬州之政,崇尚“镇静为本”,坚持以便民为务,“日询故老”,形成“惟宽与简”的施政风格。这些施政理念渊源于儒家思想与父亲遗训的影响,在以往的仕宦历程中有所实践和积累,并结合了“庆历新政”的反思,在知扬州时期臻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