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地区刑事判例制度与大陆案例指导制度之比较

中国台湾地区的刑事判例制度诞生于民国初期,1949年以后在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继续适用;而案例指导制度则是中国大陆2010年才诞生的司法制度。这两个司法制度都属于中华法系,深受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因此,两者在案件选择标准、选编程序以及案件影响力等方面均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实行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因此这两种司法制度在案件来源、选编依据、案件拘束力程度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通过对两种制度的比较研究,既可以深刻了解刑事判例制度在台湾地区司法中的作用,又可以为中国大陆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提供相应的经验和借鉴。     

法律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基层司法改革

仅仅依凭空洞的口号或简单移植西方法律难以实现法治之梦,要将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就必须依赖富含智慧的司法活动和对作为中国最坚实基础的乡土社会的真正关怀,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基层司法,探寻基层司法改革的路径。乡土社会笼罩在饱含着自身与现代城市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下,基层司法实践呈现出乡土化运行的实践样态。针对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调解优先、同案不同判和司法不独立等现象,必须革新观念,通过完善案件评价机制、深化司法公开制度、建立司法协商制度等举措,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予以规范,以求真正实现"法治中国"的理想。     

西汉张释之断案的理性思考

张释之断案在西汉名扬天下.文章从张释之断案成功的原因开始分析,进而揭示了张释之断案蕴含的刑法原则及体现的法律的正义和秩序价值,从而得出张释之断案的理论意义是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卡迪司法"的断言提供一个反例,其现实意义是为当代司法官提供借鉴.     

和谐社会视野下改革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思考

和谐社会要求在刑事诉讼中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取得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大利益。不起诉制度为公正审判从程序上提供了一种筛选和过滤的制度保障,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不起诉制度有利于实现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目的,还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体现诉讼效益。目前,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基层检察机关在执行不起诉制度时与立法原意相悖的情况还很多,有必要对不起诉制度进行改革完善。改革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措施有：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细化;酌定不起诉的扩充;不起诉的规制与救济;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     

我国家庭暴力法律救济体系探讨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我国,家庭暴力案件的增多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然而,法律在打击和控制家庭暴力方面,还处于消极和被动的状态,现有的救济体系缺乏预防措施和应急程序,不利于制裁和惩罚家庭中的施暴者,不能有效地遏制家庭暴力。因此,应建立完善科学的防治家庭暴力法律救济框架。从宏观上,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从微观上,一方面,完善民事救济制度。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实行非常财产制和建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刑事救济制度。增设家庭暴力罪罪名、提高家庭暴力犯罪法定刑、适当调整家庭暴力犯罪追诉权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从而切实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司法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就是要建立一套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 ,可以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 ;完善诉讼程序 ,可以从程序上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 ,可以从队伍建设上保证司法公正。     

回归初创的合理本位——反思陪审制

陪审制度是司法机关吸收非法官职业的社会成员作为司法活动的参与者,参加到案件审判中来共同对案件做出事实判断、法律评价的一种诉讼制度.陪审制度的发展有利于实现看得见的司法公正、增强司法透明度、实现司法独立、预防司法腐败、推进普法教育进程等方面的发展.为更好地发挥陪审制度的作用,优化陪审体制,我国陪审制度应从下列两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方面.立法上的完善,尤其是尽快在宪法中对陪审制度作出规定,恢复陪审制度的宪法原则地位,为其专门立法提供宪法依据.另一方面.具体制度的完善:第一,不断细化我国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第二,降低陪审员资格的学历限制,从而扩大陪审员的范围,同时,为摆脱任职程序官员化、任职期限固定化的现象,可采用陪审员随机挑选和"一案一选"机制;第三,充分完善陪审员的权利.通过改革,回归我国陪审制度的合理本位.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以我国西南地区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分析对象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不过在实践中法官的审理逻辑更复杂。以我国西南地区的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例，我国的基层法院一方面按照法律程序对环境侵权案件进行审理，另一方面在审判中“坚持服务大局”，因此，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做文章”是一项不得已的实践策略。自由心证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普通法法院，以新教革命之后“良心必须是自己形成的”原则为伦理动机。自由心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如何，不仅取决于法治的顶层设计是否完善，还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否实现“生活之道的伦理理性化”。     

网络发展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的完善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内容和客体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的新变化,针对网络知识产权的各种侵害行为使得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创新与完善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须统一知识产权"合一审理"程序制度规范,提高审判队伍专业化程度;适时成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同时.发展并扩大非诉讼解决途径,通过专业的第三方调解、特定案件的行政裁决及仲裁机制来强化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司法裁判权的运作与限度——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司法自由裁量权既是司法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司法活动中的一种权力运作方式.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既涉及相应的制度建构与机制建立,也涉及制度、机制与法官日常活动相结合并产生良性互动的问题:既要实现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又要保障司法裁判的积极性和适应性,从而调动法官的积极性,有效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入手,外部制约包括立法制约、程序制约和责任机制的建立；内部制约包括优化审判组织结构、完善审判公开制度、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功能、健全案例指导制度.     

民事诉讼中设置审前准备法官的必要性分析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应与庭审程序相分离的观点,虽然已经在法学界获得普遍的认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进展缓慢。本文意图从中国司法实际出发,建议在民事诉讼在设备独立的审前准备法官,并赋予其双重职能,即审前准备程序的主导权以及对简单案件的裁判权,使其发挥作用。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诸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内容,致使司法体制与乡村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抵牾。本文借由一起诉讼揭示了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甩干”机制。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会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洁净化、纯粹化为目标,甩掉道德、习惯等诸多非法律的元素,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构,以一种生硬、执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权威性的裁决。“甩干”机制源自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案件“受理”与“审理”的特殊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化要求的无奈之举,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式司法的“无知之幕”特色。“甩干”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     

统一实施WTO协议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改革

建立公正、独立、及时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中国统一实施WTO协议的国际义务。中国承诺层面上的司法审查的主体不但包括各级法院,也包括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司法审查的依据当然是法律、法规、规章等,但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尚需完善;司法审查的范围不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也包括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的抽象行政行为。中国现行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司法审查制度的诸多方面均需完善。为此,要进一步确立司法审查机关的独立地位,扩大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完善司法审查的内部程序,改革法官和行政复议人员选拔机制,并建立健全司法审查机构。     

从应然到实然的追求:少年司法视野下的社会调查制度——以审查起诉阶段为视角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无疑反映了中国构建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倾向。作为未成年人案件不可或缺的社会调查制度应弃旧扬新,从少年司法理念中获得正当化基础。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要以此为指导构建细致的社会调查制度,并探索建立其适用规则,为包括附条件不起诉在内的未成人年转处提供参考和借鉴。     

检察预审论:批准逮捕制度的程序化与检察机关角色的转变

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批准逮捕机制有从司法行政化转向司法程序化的制度变迁需要。尽管这种程序化的变迁在立法层面仍然未能提供细致操作的清晰样本,但结合现代刑事程序法治理论仍然可以发现,批准逮捕程序的正当化已经是指引、评价逮捕制度、羁押制度乃至刑事诉讼整体制度的价值主轴;检察机关也一改纯粹的程序发动者角色而兼具程序监督者与程序仲裁者之双重身份,并逐渐具备中国法制度框架下或者中国法语境中     

俄罗斯破产债权确认制度及其对中国破产法修改的启示

现行破产债权确认制度相比,俄罗斯破产债权确认制度程序设计相对完善,具有诸多制度优势。中国应借鉴俄罗斯破产债权确认制度的先进立法经验,分阶段设置债权确认程序,确立法院在破产债权确认程序的司法能动地位,完善破产债权确认审判程序,增设不服破产债权裁定的上诉程序。     

论日本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救济制度

日本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救济制度,在原来的行政不服审查制度基础上,又规定了必须向审查会咨询的制度：审查会设置法规定了审查会的性质、设置、组织、权限、程序等。司法救济制度除行政案件诉讼法的一般规定外,又规定特别的管辖制度和案件移送制度。审查会作为咨询机关、审查会及法院的不公开审理以及诉讼案件的移送等制度的优点和缺点,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

近年来，我国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频发，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等四机关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依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所处地位、立场不同，二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诉求更多表现为对立和冲突，《意见》就蕴含了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与正当程序的价值冲突，集中体现在程序的参与性与被害人侵害恢复、程序的对等性与被害人法律援助、程序的公开性与被害人隐私保护等方面。基于利益权衡原则，《意见》在程序层面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在场、法律援助、隐私保护、获得告知等保护制度，在实体层面规定了民事赔偿、禁止令、司法救助等救济制度，在被害人保护与正当程序的价值冲突中选择了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但《意见》在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精神康复治疗费用不能涵盖性侵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全部精神损害，由法院予以被害人司法救助有悖于其中立性和独立性，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和案件范围较小。因此，需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对未成年被害人赔偿范围，实现对被害人由司法救助转为国家救助，扩展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诉讼阶段。     

许霆案引发的法理思考

许霆案是个普通的案件,却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霆案已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但是许霆案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的法理值得我们每一个法律人去深思.司法正义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司法正义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许霆案一审判决量刑不符合实体正义,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正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体不公影响的仅仅为个案,程序不公则必将破坏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因此,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意义非凡.网络媒体异军突起成为司法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媒体监督应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法有局限性,应及时地修改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正确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期弥补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裂痕.     

议举证责任的程序保障制度

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方面 ,是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应有之义 ,但这也从根本上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如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程序保障制度 ,很可能导致司法实体公正的不能实现。本文从我国实际出发 ,从三个方面对加强和完善我国举证责任的程序保障制度加以论述 :一是当事人取证权利的程序保障制度 ;二是当事人举证责任救济的程序保障制度 ;三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程序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