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学的互文性看翻译的局限性

互文性理论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是一种广泛运用的文学手段,而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互文则更偏向于修辞手段。将互文性运用到翻译领域中可知,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活动。在翻译实践中运用互文手段,可以为＂戴着镣铐跳舞＂的翻译提供一种新思路。本文将探讨文学中的互文体现、翻译中的互文运用及其与文学互文的细微差异。     

傅译《艺术哲学》的互文性解读

本文以《艺术哲学》的不同傅译本为研究对象,从互文性角度,解读了傅雷的翻译策略,将其划分为直译加注、转化互文、规避互文和提示互文四个类型。力图揭开其初译和重译过程中选择和取舍的深层动机,并对此过程中傅雷所展现的译者主体性进行了探讨。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了"文化互文性"的概念,认为互文性不仅存在于文本之间,也存在于不同文化之间。     

认知语境与文化意象的翻译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从认知的的角度来解释语言中的各种现象已经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认知语境是认知语用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关联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是认知语境的基本操作单位,而语言的文化意象作为一种隐性文化,以其不可译性成为翻译中的难点.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文化意象移植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作的成败.认知语境中的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与文化意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译者的认知语境制约着文化意象的传递.     

中国古典文化意象翻译再现:《论语》英译案例比较

文化意象反映出一定的文化积淀。典籍内含有不少的经典文化意象,本文利用两则《论语》英译中涉及文化意象的翻译案例探讨如何以可理解可接受并且据实再现原典精华的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     

符号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研究

法国是当今世界符号学研究的三大王国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真正形成过符号学运动的国家.这里符号学人才济济,克里斯蒂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所倡导的互文性思想和解析符号学理论受到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互文性指符号系统的一种互换关系,它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等学科的影响,表现形式多样,集中体现了引文性、社会性和转换性三个基本特征,该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传统文学研究的超越.解析符号学更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一种反叛和挑战,它主要来源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同时与马克思的价值形成理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以及拉康的分裂主体理论密切相关,主要内容包括文本间性理论、意义生产动态理论和过程主体理论.解析符号学关注动态的文本研究,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语言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为中国文坛吹响“现代”的芦笛——《现代》杂志外国文学译介与创作的互文性研究

作为一份在20世纪30年代颇具特色与影响的杂志,《现代》上翻译取向的“现代”特色引人注目。《现代》的诗歌与小说译介活动,呈现出翻译与创作的互文性特征,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现代》杂志乃至那一时代的形态丰富的文学现象。     

高适《燕歌行》的互文性分析

高适<燕歌行>由于在主题、意象、措辞等方面沿袭了先在诗歌文本的经验和惯例,有论者便断言其为"模仿之作".因此,对<燕歌行>作"互文性"分析,不仅可以厘清该文本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还能对其审美意义及其生成过程有进一步认识.从"互文性"视角考察,首先,在古题乐府<燕歌行>的文本网链上,唐代诗作的主题类型整体上由"闺怨"转向"征战".高诗在转向的同时,以一定的篇幅呼应了此前该古题所充分展开的风格情调,在复与变的平衡中实现了审美意蕴的动态生成.其次,高适<燕歌行>吸收了军旅诗的传统主题,同时又赋予诗歌严峻的现实批判和深沉的人性关怀,为军旅诗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最后,高适<燕歌行>整合了来自原古题乐府、传统战争诗的主题情调以及诗人对现实边塞战争的感受思考等多种元素,建构起一个完整统一的文本结构,融汇了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与情感,具有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的辨析＊

学界对于“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缺乏细致剖析。对两者在主体观和语义观方面的辨析,可以对它们的关系获得一些启示。     

浅谈英汉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转换

意象是诗歌艺术的最活跃的元素和基本的单位,是诗人情感外化的一种表现形态,也是赏析和翻译诗歌的关键因素。由于语言习惯、历史背景、传统风俗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诗歌的"不可译性"。英汉诗歌翻译的最大障碍在于形象、生动、准确地把握意象转换。本文试从英汉诗歌意象转换的关键环节即原作意象解读入手,对诗歌互译中的意象解读的原则和方法加以探讨。     

让现实体验插上神话的翅膀——莫言《罪过》的魔幻叙事及其与鲁迅文学的互文性分析

《罪过》具有莫言文学的风格,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杰作。它有莫言小说魔幻叙事的基本特点,也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莫言先锋探索的文学精神。作为一篇先锋小说,在文体方面,《罪过》既有寓言性、象征性,也具有写实性。它以儿童视角将现实的乡村体验转换成神话故事,使小说和世界都生起一种神秘的烟雾,从而打破了以往机械写实的狭窄套路,拓展了文学的审美空间。虽然以动荡年代为背景,作品却没有进行政治学思考,而是“向内”审视,聚焦于人性,在人性的黑洞里掘进、摸索。这种对人性的审视,又与鲁迅的文学存在着互文性。鲁迅笔下的“看客“”恶童”以及“人生如戏”的悲凉感也在《罪过》中出现。     

论文化背景差异下的翻译信息走失

翻译既是语言的之间的转换,也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它既是一种跨语言的活动又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文化差异是跨语言翻译中的一大难点,同时也是造成翻译过程中信息走失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翻译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意遵循文化原则。使学生形成正确的翻译思维习惯,熟练运用翻译的基本技巧,使文化信息传播得以顺利进行。     

文化哲学的意义:文化模式的变迁与历史发展

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实质是一场文化危机,正是对这种危机的深刻反省,促使了文化哲学在19世纪兴起并在20世纪兴盛。文化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则是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哲学未来的发展形态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面临着从传统的自发性的农业文化向现代的自觉性文化的转变,如果没有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习俗传统、生活方式和存在样态的彻底革命,现代化是不能完成的。     

论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文化力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也成为展示民族历史、精神的窗口,更成为在国际商业市场竞争的新领域。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给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文化产业中的不利因素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寻求合适的发展策略。     

关于近代北京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先生一直关心北京文化的研究工作。日前应本刊之邀 ,他就北京文化研究如何创新等问题 ,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并对本刊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刘先生所谈内容的特点在于透过具体的史实来分析北京文化研究的真谛。他通过宣南文化研究和北大、清华校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说明应扩展研究思路 ,从更深入和更广阔的背景入手 ,提高北京文化研究的水平。现将谈话整理成文 ,以飨读者 ,希望能够对加强北京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四新文化语境与《新青年》的译诗

本文从五四时期的"革命"语境、传播媒介的发展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新青年》译诗热潮兴起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翻译数量、原作国别、诗歌形式、译者队伍等方面论述了《新青年》译诗的特征,并由此突出了译诗与新诗发展的关系。     

国际贸易的文化解读

文化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内生要素,把握国际贸易需要从文化视角进行解读。商品是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统一体,国际贸易实质上也是商品文化价值的交换过程;文化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根源和依据;文化比较优势是推动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发展的现实动力。这一研究为我国新时期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启示。     

《桃花扇》中桃的文化意象与本文意象

《桃花扇》中,桃的本文意象与文化意象有重合,但总体上冲突大于调谐。二者之间的冲突显示:《桃花扇》无意描绘一个陶渊明式的社会理想,也无心渲染刘晨、阮肇式的情爱理想。它启示人们:孔尚任有对抗传统文化的倾向。     

从全球文化融合看中华文化的主体自觉

全球文化融合的时代语境使文化的主体自觉问题日益凸显。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可偏离人类文化普遍价值提倡中国文化的特色、风格与气派。中华文化应基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在清醒的文化反思的基础上,通过与西方进行对话交流的方式为人类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资源,使自身成为人类普遍文化价值中的重要元素。     

构建中国大学模式：文化选择的视角

文化精神是大学的灵魂,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是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历程中摆脱依附、寻求自主发展和独立发展的探索过程,体现出文化选择的时代特征。在建设高教强国的背景下提出建构中国大学模式的命题,表明了中国大学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要作用。从文化选择的视角思考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需要传承近代中国大学文化精神,立足中国模式,以文化包容的心态融合世界大学的共同精神,遵循世界大学发展的普适规律并形成中国大学的文化特色。     

从台湾客家小说看“大地之母”形象塑造

透过台湾客家小说的阅读视野,最能体现客家族群文化性格的人物,当属有着"大地之母"美誉的客家女性。这种族群形象与性格的生成,一是与客家女性在移垦社会生存方式中的族群角色定位直接相关,二是与她们爱乡爱土的大地情感和生命意识分不开,究其根源,皆来自于客家女性对农耕文化的生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