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审美意象的新变

杜诗在审美意象营造上最重要的创变是改变盛唐诗歌意象通常呈现的诗人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和谐平衡的形态 ,重主观感觉 ,突出抒情主体对客观物象的独特感觉、直觉印象、情感意态 ,创造出新鲜、独特乃至变形的审美意象和意象组合 ,给人以全新的艺术感受。这是杜甫对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一大贡献     

论审美意象创构中的“意”

审美意象的意以情感为主体,是感物动情的产物,包括愿望、志向、特定的意图和倾向,从中表现出趣味。在意象中,外在物象与凭虚构象共同与意融合。其中情景交融是意与象关系的核心,而情理交融则是意的核心。情与理统一于意,理如水中盐,融汇在意之中。意象中的意始终不脱离象所呈现的感性形态,它首先来自对物象、事象及其内在生命精神的体悟。在意与象的关系中,象是躯体,意是灵魂,主体通过物象、事象隐喻和象征丰富而独特的情意。情真意切中体现了主体审美的思维方式。意之妙处,通过审美的思维方式得以呈现,包含着含蓄与寄托。中国古代艺术中讲究用意、立意和意在笔先等,均是从意象整体出发来突出意的作用。     

老松意象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意蕴

先秦至魏晋六朝松树审美的核心是常青、劲直,从唐代开始,老松的沧桑、丑怪、雄奇之美受到文人更多的关注,体现出以怪奇为关、以新异为关的时代新趣尚。老松的物色关主要体现在形体美、姿态关和神韵美三个方面。老松意象还在长期的风俗承继和文学创作中积淀了一定的文化意蕴和比德内涵,指示着相应的符号意义。     

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的影响

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     

抚剑起巡酒 悲歌慨以慷——谭嗣同诗歌“剑”之意象探微

“剑”是谭嗣同诗歌中运用最频繁的意象。这与他的任侠性格、边塞生活、南北游历应试、结交豪士等原因紧密相关。在谭诗中。“剑”之意象的内涵与他的生活和思想的转变紧密联系。因而以1889年及1896年为界，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鲜明地反映了谭嗣同思想的演变历程。     

审美“泛化”语境中当代审美价值观念的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等审美"泛化"现象。审美的"泛化"使当代审美价值观念在价值立场上走向平民化、大众化,在价值取向上走向世俗化。当代审美价值观念这种新动向具有肯定人的感性生命欲求,恢复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平衡等积极意义,同时也带来诸如将美感等同于快感,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推波助澜等消极作用,需要我们客观辩证地加以分析与对待。     

"温李新声"与新诗旧梦——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晚唐诗歌之关系

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歌独树一帜,被称为"温李新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群体用全新的审美视角与价值尺度,将"温李"一派精致绮丽的风格、朦胧迷离的意境、感伤缠绵的情调与西方的诗学理论相结合,开掘出新诗的艺术特质.可以说"温李新声"唤醒了新诗的旧梦,同时现代诗派也用现代的眼光照亮了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歌.     

从七夕诗歌考察中日审美意识差异——以《万叶集》中七夕和歌与唐诗中七夕诗歌为例

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和El本自古便有文化上的交流,主要扮演文化思想输出者角色的中国对主要扮演文化思想输入者角色的日本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但两大民族审美意识传统又都渊源有自,别具自我特质。从意象谱系的简素与繁复、情感表现的纯粹与功利等两大方面解读《万叶集》中七夕和歌与唐诗中七夕诗歌的艺术表现之不同,不仅有助于深化中日审美文化的比较研究．而且对申日审姜意识彤态差异的厘涪也大有裨益．     

心灵胎记与文学超越——莫言散文的“故乡意象”与艺术传达

莫言散文中关于故乡的描写,形成了其独特的"故乡意象",而"饥饿"与"匮乏"是这一意象的核心内质,如同生长于作家心灵的"胎记",始终贯穿于其文学创作,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呈不同姿态,反复纳入写作视野、取材范围与表现范畴,构成了莫言绝大多数作品的审美特质,亦成为探求莫言创作历程,观照与研究其文学创作独特性的最佳视角之一。     

论唐代意象创构中“象”的时空合一主题

在中国传统意象论中,讲究“心物一体”,主客交融。意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对客体进行审美观照而产生的,随之还有对于审美中时间和空间观念的理解和认知。在古代审美意象理论中,时空既是思维方式,也是其成“象”的一种譬喻方式。因思而成象,时空不仅存在于所思之“意”中,还存在于所观之“象”里。唐代是一个重视“兴象”的朝代,且“象”中蕴含着时空观,主要体现为时空合一的审美意象时空主题的建构。“象”中时空的分析成为唐代意象创构中时空观审美建构的重要主题,对意象创构中的时空关系探究具有深刻启示意义。     

现代性生存与审美救赎——论克拉考尔思想中的“现代人”形象

克拉考尔从生存语境、生存状态和生存救赎三个方面展开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研究。理性至上导致现代人的感性萎缩,理智取代情感成为行为准则,进而切断了维系情感的纽带,使人们成为孤独的个体,最终导致人生意义的虚空。克拉考尔围绕着"碎片"、"世俗"与"复原",展开了关于现代人生存救赎的思考。在他看来,只有从碎片出发,才能串起历史脉络,把握现实生活。而从"碎片"与"世俗"出发,最终是为了丰盈人们的感性世界,实现"复原物质世界"这一审美救赎旨归。     

刘勰的“八体”与卡尔维诺的“六项文学遗产”

刘勰和卡尔维诺都对文学的美学意蕴进行思考、探讨 ,时代风气诸种因素的不同 ,使他们在理论文学时面对不同的境遇和针对不同的问题。本文试从梳理中西文论风格理论入手 ,就刘勰的“八体”和卡尔维诺的“六项”进行比较     

唐代诗歌中“女性与盛衰”主题与都城文化

"女性与盛衰"主题通过对女性个体命运沉浮的描写,反映国家盛衰,其萌芽于汉代,兴盛于唐代,流泽深远,一直影响到吴梅村、樊增祥等作者。这一主题的诞生、发展与演变,是人与所处都城空间(宫室为代表)紧密互动的结果,体现出都城文化发展对于诗歌主题生成的正向影响。     

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

“传体文”主要指文人别集中以传为题的作品,它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而繁荣于宋。自宋代起,不少文章总集开始将传体文作为独立的文类。其中,《文苑英华》收录了南北朝以来三十四篇传体文,奠定了传体文在文章总集中的地位;《唐文粹》注意到传体文内部的题材分类以及传体文的文体特征;《宋文鉴》选取的北宋传体文更富有经典意义,凸显了北宋传体文的思想文化内涵;《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则通过系统的文类构建,使传体文与行状、碑志等文体的异同更加明晰。传体文在宋代文章总集中成为固定的一类,意味着自唐代以来的传体文发展得到文章家的认可,传体文的文体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美在距离”的心理体验——驹子、叶子、妻子与岛村的审美心态

本文运用“心理距离”的美学理论,剖析了《雪国》男主人公岛村的审美心态,借以纠正评论界对《雪国》两个女主人公美形判断的差误,阐述了岛村、驹子、叶子、妻子几个人物形象的美学意义。     

“文明体”与“上层结构”：两种视角下的悖论对韦伯与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观的比较

布罗代尔与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互相矛盾。韦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文明体 ,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 ,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的进步 ;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当作上层结构 ,从政治 -经济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资本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理论预设与分析视角的不同是二者观点分歧的根源。     

谈李商隐诗歌与唐宋词在“无题”意义上之相似性

大部分唐宋词没有题目,这些无题词与李商隐的无题诗在作者的创作态度与读者的阐释方式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一方面,作品的题目与作者创作的功利性目的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唐宋词和李商隐诗歌则用"无题"的方式否定了这种功利性,从而达到了创作的自由.另一方面,由于"无题"造成了作者创作意图的缺失和模糊,因此扩大了文本的开放空间,使读者的阐释更加自由,形成了对同样的作品众解纷纭的情形.创作的非功利性和阐释的开放性使无题的唐宋词和李商隐的无题诗具有了更深厚的内涵和审美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