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道德的自律性问题

本文阐述了道德自律的涵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自律观和康德的自律观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探讨道德的自律性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王阳明和康德作为中西哲学史上两位杰出的代表,他们对于审美的理解有着共同的特征,即都十分强调内在性的原则、非功利性的原则和主体性的原则。但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他们的理论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对于我们批判地吸取和融会他们的思想精华,创建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美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良知与审美——王阳明美学思想核心问题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王阳明的“良知”含义及其与审美的内在本质联系 ,从而更好地把握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实质。本文作者认为 ,王阳明的“良知”既是一个道德范畴 ,也是一个价值范畴、境界范畴 ,更是一个审美范畴。在其道德性与超道德性、体验性与审美性的“致良知”建构中展示着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康德道德哲学绝对命令的形而上学基础

绝对命令在康德的哲学中是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并具有普遍有效性,其始基坐落于康德关于人性的认知与分析。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人的本性是绝对命令的基础,绝对命令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还原为人的本性的相关内容。康德所指出的道德实践的路径,就是一个从人的本性出发的,经由人的本性向人的本性回归的过程。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善为什么会变成恶——阿多诺对康德启蒙道德的分析及其启示

阿多诺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规律内化的结果。所谓自由就是自律,就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自由交换。如果康德那里的自由可以被理解为不自由,那么康德那里的道德也可以转变成为不道德。阿多诺把康德与萨德加以对比,从多方面指出了康德与萨德的一致性。而这种外在的一致性背后包含内在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表现在康德和萨德所确立的理性原则都是否定自然的。康德从否定自然中得到道德原则,萨德从否定自然中得到他自己的道德原则,而这两种道德原则完全对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把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在恐惧我们自身的自然的基础上得到道德规则,那么无论这种道德规则是什么,它都一定会是不道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从人类文明一开始就出现的恐惧自然的文化心理推到极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它对待自然的矛盾态度会使任何一种道德走向自己的反面。     

康德的启蒙批判——兼以福柯的启蒙批判为参照

本文分别从1.启蒙的定义: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启蒙的主体与对象:人;3.启蒙的依据:理性;4.启蒙的方式:批判;5.启蒙的前景:一项未竟的事业等五个方面希冀对康德的启蒙批判作出厘定和梳理。在行文过程中,本文还以福柯的启蒙批判为参照体系,以期对康德作出更为恰切的理解。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 "乡愿"

本文立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对儒家伦理"圣法心传"和"诛心之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儒家虽然强烈反对"乡愿",但其"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使它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乡愿,康德则把伪善认定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但认为在历史中恶能为善开辟道路,并通过将道德的根基建立于不可知因而也不可限定的自由意志之上而提供了对治儒家乡愿的一副解毒剂.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论王阳明的“动静合一”——从一元两层本体工夫看

王阳明倡导的工夫至少有两个特色：第一,因工夫围绕本体展开,本体与工夫合一,故其主张的工夫是一元本体工夫;第二,因本体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故工夫又可以分为着意循理与自然循理两层。以一元两层本体工夫为视野,可以梳理出阳明论“动静”的思路。“动”有三层含义：有事,从欲,着意;“静”也有三层含义：无事,循理,自然。其中第一层中无事之静只是有事之动的一种特殊情况。相应地,动静合一既可指应事与未应事的心是同一个心,也可泛指循理,还可专指自然循理。在后两者中,前者已经做到正确,后者则不仅正确而且自然。自然正确不仅是个体良知的极致表现,同时也是天道的特点。     

康德美学的宗教精神与道德精神

康德认为审美可以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把人引向“最高的善”。这思想脱胎于基督教,是经由舍夫兹博里和哈奇生的美德伦理被康德吸取到他美学之中的;而另一方面,康德又通过对“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命题的深入阐发,把审美引向美德伦理和新教伦理,以求在这个神圣的东西遍遭亵渎、日趋消解的时代,使个人的精神生活保持一种神圣的感觉,以维持自己生活的圣洁和人格的尊严。     

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

梳理康德关于"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过程.康德最早受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情感"理论的影响,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之一,但发展到后来康德坚决否定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准则的作用.康德将面对道德律所产生的"敬重"重新界定为"道德情感",它所产生的道德意向促使遵守道德法则,但绝不是建立道德法则的基础.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是他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界的结果,显现的是康德伦理学在应然与必然之间的巨大张力.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什么样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对康德义务论的解析

在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体系中,善良意志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一个彻底善良的意志.它的原则表现为定言命令,即道德律;善良意志也是自律意志,只有有意识地尊重道德律的行为,即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义务是贯穿于康德的伦理学体系中的一条主线,一种行为只有是出于义务,以义务为动机,才具有道德价值.     

康德与《圣经》--以康德早年生活与晚期宗教思想为中心

《圣经》对康德的影响极为深远,几乎贯穿康德思想的始终。对于早年的康德而言,《圣经》教义及其律法主要是借由敬虔教派（ Pietism）通过家庭和学校这两个场合产生影响。康德虽说厌恶课堂上灌输的那种僵硬的敬虔理论,但对塑造着父母良好品性的宗教精神一直抱有好感,且终身念及此事。后期的康德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在那里康德分别从“根本恶”、基督论（ Christology）、教会学（ Ecclesiology）以及末世论（ Eschatology）四个维度细致阐释了他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理解,并给予了极具创发性的改造。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圣经》的,进而加深后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知。     

搜集整理王阳明散佚著述的一项重要成果——评《王阳明全集》(新编本)

由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的41卷本<王阳明全集>,在旧本<王文成公全书>(又称<阳明全书>,通行的有隆庆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民国十三年华潜标点本等)38卷的基础上扩充了3卷,即卷32补录·旧本未刊语录诗文??辑、卷40增补祭文、传记十二篇、卷41增补序跋三十七篇.前者计三万余字,后者有八万多字.原书出版后,被重印多次,成为学术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本子.海内外学术界在对其中的补录部分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和缺憾,并鼓励我们把搜集王阳明散佚文字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原书出版18年来,经过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又新搜集到三十多万字的散佚文字以及近三十万字的附录材料.对这些新发现的散佚文字和附录材料进行编校整理、汇集出版,是学术界多年的期盼.最近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发行的<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就是这项工程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