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诗义结构初探

本文运用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探析了《古诗十九首》诗义结构的特征，认为《古诗十九首》的诗义特征是直线型结构和链锁型结构．     

有一种“泛学科现象”

时下你只要朝书店柜橱瞥上一眼．各种冠名为“学”的图书扑面而来,中国大地骤然间涌现了大量“新学科”“新专业”,诸如公关学、旅游学、美容学、发型学、股票学、官场学、秘书学、帝王学等等,五光十色,无所不“学”。凡称“某某学”之“学”的含义有二：一是指学科,如医学、文学之类Z二是指研究（领域）,如泼洒到学、红（《红楼梦》）学之类。本来,划定一个研究范围对特定对象进行探讨,名曰“某某研究”,最为明了;但因研究对象博大精深,如《红楼梦》、儒道释之类,未必能一役毕其功,故称红学、儒学、道（道家与道教）学、佛学…     

古诗英译意境传达问题的探讨——《静夜思》六种英译文的意境传达

意境的传达是古诗英译工作者历来所追求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意境的定义,并侧重唐代李白《静夜思》一诗六种英译文的比较,探讨古诗英译意境的传达问题,认为意境的传达应该是古诗英译的首要任务。     

“效体”诗原论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题或诗序出现“效某某体”等显性标志的诗歌可以称作“效体”诗.“效体”诗生成于六朝,并在此期确立了三种创作范式.其发展大致伴随着古人对“体”的内涵的认识变化,总的趋向是从效法体貌、风格,逐渐转向效法体裁、形式.诗歌典范的确立、诗人创作动机的多元、诗坛宗尚和复古风潮的驱使,都是促使“效体”诗产生和兴盛的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创作传统,“效体”诗的意义与价值需要平议.     

《毛诗正义》“孔子删《诗》”观及其成因

＂孔子删《诗》＂由司马迁提出,《毛诗正义》开始置疑,后世多有论说。《正义》总体赞成此说,但又认为孔子之前已有亡诗、今本《毛诗》部分篇目由太师及国史编定,古诗非皆由孔子删编。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正义》延续前代成说、根据事实立论、反对司马迁等。它在唐代仍能被普遍接受,则是因为这一说法与其时孔子地位下降的社会思潮相吻合。     

似金蛇狂舞如虎踞龙盘——唐·张旭草书《古诗四贴》鉴赏

张旭草书《古诗四贴》,卷横长195.2厘米,纵高29.5厘米,以五色彩笺纸草书古诗四首,人称《古诗四帖》。前两首书写的是梁·庚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和四五少年赞》,卷后有董其昌等人题跋。     

《小雅·采薇》的创作时间、主旨和其他

《小雅.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也是《诗经》战争诗中的翘楚之作。本文拟从《小雅.采薇》的创作时间、主旨及其独具魅力的末章之美等几个方面入手,对《采薇》诗加以解读。     

百川看人物苏轼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代表作品有散文《前后赤壁赋》，古诗《题西林壁》、《饮湖上初睛后雨》，古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书法作品《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国画作品《枯木怪石图》，开创了湖州画派。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存世。     

论诗画配合

诗与画配合,以诗作画,为画题诗,古今中外是不乏其例的。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不少大诗人曾以画为题作诗。同样,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有不少大画家以诗词为题材而作画。诗、画相配合,因诗以明画,由画而知诗,于是画以诗不朽,诗因画流传。这种“异根同条起”的并蒂之花,在我国艺术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本文拟就诗画配合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古今诗画配合之异同和诗画配合的好处等问题,谈谈拙见。     

《汉书》引《诗》初探

《汉书》是汉代引《诗》较多的一部典籍。《汉书》引《诗》显示了《诗经》在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多种文化领域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又体现出“《诗》以正言”的《诗》学观念,并有助于理解其具体含义。考察《汉书》引《诗》可以为《诗经》研究开启一扇新窗。     

从隐士之梅到家国之梅——论李龏《梅花衲》集句咏梅模式之一

李龏《梅花衲》所集林逋咏梅诗8句,集苏轼咏梅诗10句,从中可以看出从林逋到苏轼咏梅诗的价值走向经典,尤其是体现了林逋咏梅诗意象的经典化;《梅花衲》还多方面刻画了梅的立体形象,凸显了梅花之冰雪精神与高洁品性,以梅花来寄托漂泊不定的身世之感,寄寓无限感伤之情;厘清了从梅之精神到人生志趣、家国之恨的梅花诗的发展脉络。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唐诗中的长安大兴善寺影像

长安大兴善寺是隋唐王朝的"国寺",殿堂巍峨,法相庄严。不幸的是,大兴善寺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排佛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此后,大兴善寺其名不见经传,其貌不得其详。所幸的是,唐诗中有20多首诗歌涉及大兴善寺,为我们了解大兴善寺风物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诗作绘声绘色地摹写了大兴善寺的池、院、松、贝多树等自然景观,由此依稀可见唐长安大兴善寺风物粲然。     

诗与《诗格·十七势》——从王昌龄诗论看其七绝创作

王昌龄是一位有自觉理论追求的诗人。他的诗论《诗格》,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理论反思与总结;他的诗歌、尤其是其七绝,是在诗论指导下的有明确审美追求的艺术佳作。王昌龄在诗歌情景理论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景、景语、意语、意句等崭新的概念,明确地提出了作品内情景相兼（融）的看法,以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分析诗歌作品内部情景构成的比例,从而指导后学者的诗歌创作。王昌龄的诗歌,是在诗论思想指导下的有意识创作;王昌龄的诗论思想,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诗歌与诗论相互印证,从而共同构成了王昌龄文学成就的双璧。     

“诗史”精神的确立——杜诗在唐末五代的接受探析

相似的文人命运使唐末五代文人首先确立了杜诗的"诗史"地位,并效仿之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其时,政治的腐败使文人大多得不到重用,故杜甫的讽喻手法及寓议论于叙事的艺术手法也被唐末五代文人继续发扬,尤其突出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诗和韦庄对杜甫的接受和仰慕.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唐人论孟诗诠论

唐人评论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知人论世;二是具备整体性思维方式。唐人如王士源、殷璠、皮日休等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较之后人更能揭示孟浩然的艺术造诣,也对研究孟浩然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皮日休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更具特点,他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诗歌背景,揭示出了包括孟浩然诗歌在内的盛唐诗风,是在对建安诗风与六朝诗艺的辩证继承、成功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极符合唐诗繁荣与发展的规律。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中:第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对唐诗传统选择接受;第二,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唐诗范式逐渐转换;第三,伴随杜甫"诗圣"观念的变化,杜诗作为经典范式得以确立并开始被片面张扬。上述这几个步骤与方面,最终促成了宋诗的成型。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