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资格的解释范式与分析走向

公民资格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本文归纳和总结了公民资格的两大解释范式:自由主义范式和共和主义范武.自由主义范式主要表现在洛克、T.H.马歇尔等人的理论建构上,它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强调政府对于社会的工具性职能,把公民资格看作是通往个人自由的手段.共和主义范式主要体现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卢梭等人的思想中,它把公民美德、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对共同体的奉献看作是公民资格的核心,把公民资格看作是自由本身.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范武差别和更替后面所反映的深层问题,分析了两大范武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走向.     

斯金纳与古典共和主义

当代共和主义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被称为"公民共和主义",另一派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前者的主要代表是哈贝马斯,而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斯金纳。斯金纳的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主题是个人自由,斯金纳同自由主义者一样主张"消极自由"的观念,但是他更为强调依附和奴役;第二个部分的主题是自由国家,斯金纳同自由主义者一样主张"同意说",但是他的国家观念更为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利益。自由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在自由观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对于自由主义,剥夺自由的东西是干涉;对于古典共和主义,剥夺自由的东西主要是依附。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当代价值

在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大行其道的今天,强调自由、参与、共和与美德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对于克服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孤立原子主义与激进个人主义、政治市场化与公民的消费者形象、弱势民主与"温和的"专制主义等弊病,对于培养造就"好公民"、促进民主良性运转和提高制度改革绩效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当然,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和挑战,需要认真面对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或化解.     

古典共和主义的当代阐述者——纪念阿伦特诞辰100周年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至少在两方面与自由主义相一致。一是她热情的个人主义,坚信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独特性和不可代替性;二是必须在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间划出一条界线,这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根本性前提。但她关注的重点是共和主义的自由,赋予政治行动以极高的价值,而不是私有产权基础上的现代自由。这又是她与左派理论和欧洲大陆的积极自由观比较接近的地方。总的来说,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对共和主义的论述,都足以将她归入当代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行列。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论公民身份的分歧与整合

公民身份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传统与自由派传统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凸显出了不同的公民观,贡斯当与伯林分别对此进行了"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自由"以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这样公民身份问题也就在这种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展开。社群主义的崛起虽然实现了政治哲学中心向共同体和成员资格的转变,但同时也强化了公民身份的二元对峙。而晚近以来的"公民资格"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对立的一种超越,它把自由主义对正义的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到一起,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     

自由主义困境下的政府职能界定

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自由至上。这种自由至上的理念,从实践来看,面临三大困境。一大困境,是公共精神困境;二大困境,是公平社会困境;三大困境,是公共产品困境。欧洲启蒙运动后,自由主义的扩展也证实了自由主义面临的三大困境。从三大困境看,政府核心的职能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着力加强公共精神建设;第二,要着力加强社会公平建设;第三,要着力加强公共产品建设。     

后自由主义视野中的新共和主义

在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中,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议题占据显著地位,共和主义自由观的重构产生了无支配的自由,而参与民主和审议民主则成为共和主义民主的新范式。然而,它们以及新共和主义本身都属于“后自由主义”的范畴,亦即作为自由主义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

自由主义过分强调权利的个体性,主张幸福生活的个人特殊性,反对公共权力对公民美德的建构;民主主义过于重视公民个体对公共生活的话语权力与决策诉求,怀疑政治精英的公民道德状况及其审慎理性水平.这为美国宪法制定者所忧虑与不喜,他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共和主义为政体框架,试图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遏制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个体权利和个体政治参与的过度民主要求,张扬政治精英领导责任、审慎理性的下的共和政治观.     

西方公民资格的主流范式与美国特色

西方公民资格传统通常划分为两大主流范式:一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范式;二是以美德为中心的共和主义范式。两大范式后面都隐含了平等的前提和自由的目标。但考察十九世纪的美国公民资格,它似乎表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另类"。那一时期的美国公民资格以对印地安人、黑人、奴隶、妇女等"二等公民"的排斥作为基础,以社会不平等作为前提。在内容方面,它以奴隶的生活作为参照点,以获得社会大众的承认和接纳作为目标,与主流公民资格范式的自由追求相去甚远。美国公民资格传统不仅为分析公民资格的发展范式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美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两种政治观的对话——关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争论

如果我们同意哈贝马斯关于政治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如何阐明人民主权和人权之间、民主和法治之间、公域自律和私域自律之间、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同宗同源、共为基原的关系这一论断的话 ,那么 ,任何具有哲学上重要性的政治论争就都不过是对这同一问题的不同求解。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商议性政治观同属西方主流政治传统 ,都体现出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兼容和综合 ,但前者只认同古典共和主义 ,后者则有回返到公民人文主义的倾向     

共和主义的复兴——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

本文依据历史上的可靠性、理论上的融贯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欲性和可行性这三个标准,考察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建构主义倾向、反自由主义倾向以及在公民美德问题上的困境,检讨晚近以来在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诸领域全面复兴的共和主义所存在的局限,从而探求其出路.     

徘徊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以桑德尔对权利自由主义的批判为例

在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如果说麦金太尔为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提供了历史和语言学的奠基,并归宗于受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强烈影响的“历史传统限制的实践理性观”,那么桑德尔则更多地借鉴黑格尔主义和后现象学的哲学资源,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自由主义进行了最为明快、尖锐和深刻的批判,但是同时,这种批判也最为典型地表现出徘徊、依违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的特征。本文从自我观、社群观以及对美国政制中失落的共和精神的追寻三个方面全面地探讨了桑德尔的政治哲学,并阐发了笔者对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走出这种三元对峙困境的观点。     

法治自由价值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在历时态视野中,法治的自由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到现代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期间经历了分裂与整合,在内在逻辑上包含三种价值观:一种是重视社会自由的集体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从古希腊开创经近代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到现今的共和主义;一种是重视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开创、哈耶克等发展了的自由主义的法治价值观;第三种是马克思开创的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价值观.实践证明,第三种价值观最终成为人类应对法治的危机与困境的共同追求.从中国法治发展的状况看,确立马克思式的以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观,对于寻找中国法治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公民参与网络的公共精神重建的研究

公共精神是民主社会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美德,是一个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素质。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公共空间比较狭窄,公共精神比较缺乏的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将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会影响公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形成。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当前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借鉴

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祛魅"导致传统形而上学价值观的崩塌,主体哲学的进路已难以满足法律的正当性来源的探求。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回应了理性主义的局限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以交往权力重塑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引导人们在多元化价值符号中构建出基本价值体系的同一性,由此超越了价值相对主义和决定论的普遍主义。哈贝马斯以协商性民主理论,将自求于公民自身的合法性根基与宪政法治体制予以结合,由此超越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同时凭借充分的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以期在商谈程序中获得实体价值,在交往互动中达成理性共识,在自下而上的交往之流中影响行政中心,由此为转型时期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借鉴路径。     

寻求民主发展与公民参与的统一——一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

寻求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是现代民主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当代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更多强调的是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的矛盾和对立。而参与式民主理论从个体、共同体、国家三个层面对民主的内涵进行了重构,突出了公民参与的教育、整合和制约功能。通过在地方事务、社会团体和公共领域中的公民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本文描述了这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另一个可资借鉴的视域。     

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交锋看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这是误解,因为他们都不认为权利和正义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公民的民主参与、对话、讨论所产生的.所以他们应当被归类为共和主义者.但是,我认为目的论共和主义立场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程序论共和主义要更为合理,因为它把价值、善、社会目标、情感等等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即使缺乏程序共和主义所看重的理性的和谐一致,道德的观点也还是可以存在,当然,道德的涵义与合理性的涵义都随之而不同.     

在民主与民族之间:194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单位,自由主义则是以个体为本的意识形态。从政治哲学层面上看,民族主义是特殊主义的,而自由主义是普世主义的,两者之间虽有内在的矛盾和紧张,但都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自由民族主义则力图调和这两种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意识形态。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并且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民族主义的目标纠缠不清。1940年代,主要是抗战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以英美民主体制为榜样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民族利益不受侵害,从而表现出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这种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整合在当今世界也依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现代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