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

本文通过对汉代西南夷史料的对比和剖析,指出"徼"和"徼外"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诸文献中具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和内涵,而且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诸书相比,随着史家对汉代西南夷人群状况的深入认识,<后汉书>中"徼外"一词的涵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区分西南夷不同部落人群的重要标识.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训解辨正

在《左传》的“徼福於 (于 )NP”句式中 ,NP是施福者 ,而非受福者。因此“徼福於敝邑之社稷”的正确训解 ,应该是“向我国的社稷之神求福” ,而不是“求福给我国的社稷之神”     

"蜀曰邛":古蜀国的邛人及相关问题探讨

<华阳国志·蜀志>记:"蜀日邛,皆夷种也."据此记载及其他相关史料,原蜀国确存在有邛人.但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之邛人部落"邛都夷"却分布于滇以北越嶲郡"邛池"一带.那么,蜀地邛人与越嶲郡的邛都夷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孰源孰流?蜀地的大石文化遗迹与越嶲即今川西南发现的大石墓是否均是邛人所为?此问题从目前的考古文化看虽尚有较大不确定性,但对于认识蜀与西南夷的关系以及蜀人的族系面貌却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与讨论.     

《华阳国志》所记"宾刚徼白摩沙夷"考辨

<华阳国志>在汉文史志中首次明确记载了纳西族先民的活动.本文通过字义与有关问题的探讨,对这一记载中的难解句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刚徼"之"刚"取自<易·说卦>,并进一步辨明"摩沙夷"即今纳西族,其分布区域在今盐源西至宁蒗一带.     

《道德经》有无观新诠

<道德经>的"有"与"无"是道的动态构成机制,道摄有无,有无环生.在<道德经>中,"有"与"无"又展开和变现为徼妙、雄雌、逝反、生死、动静、益损等一系列范畴.基于对有无之道的洞见,<道德经>阐述了有无之用的方法论,即用有、用无与有无兼用.以有无之道与有无之用为内容的有无观构成解读<道德经>思想的关键.     

翻译与历史语境——"夷"字的语义沿革与英译问题

近年来由于郭实腊把"夷"字译为英语的barbarian而引发的争论呈一边倒的局面.论者普遍认为,郭实腊此译是故意"做手脚",刺激英国人的情绪.而实际情况应是,"夷"字意义的历史沿革和清朝的历史语境来看,清朝官员所用的"夷"字表达了对西方人的藐视和憎恨,因而译为英语的barbarian并没有错.     

灌县老城觅羌迹

一条岷江,把昔日灌县今之都江堰市与上游羌区紧紧相连,这里自古是川西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分界所在,也是羌、汉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带。2008年"5·12"地震后,有关部门编制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没有列入都江堰市,但是,无论从旅游文化还是民族文化角度考察,川西北地区的羌族文化,与以都江堰水利工程闻名的灌县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忽视。     

"氂牛种越巂羌"考辨

经考证,《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载的"氂臯衷綆`羌"并非是过去所认为的"旄牛夷",有确凿证据表明,他们乃是从青衣江流域地区迁徙到越巂一带的"青羌",因其来自"旄牛夷"活动地方,即经旄牛县而来,故被称作了"氂臯?。     

川西高原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生业经济的考古学观察

藏彝走廊川西高原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聚落遗址及墓地的考古发现,特别是直接反映生业经济形态的动植物遗骸和不同质地、不同器形的生产、生活工具的大量出土,清楚地表明川西高原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就已形成了旱作农业、狩猎-畜牧、半农半牧三种成熟的生业经济类型。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源于北方地区南下的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岷江上游地区的河谷低地及坡地;狩猎-畜牧经济是"徼外夷"的主要生业方式,分布于川西高原阿坝至甘孜州的亚寒带、高寒带的山地;农牧混合经济是"筰都夷"的生业方式,主要分布于大渡河中游的汉源至青衣江一带。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二百年来《红楼梦》“一从二令三人木”众解平论

《红楼梦》王熙凤判词中“一从二令三人木”到底为何意 ,是红学二百多年来的一大未解之谜。通观二百多年来出现的 2 8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可知大多虽用功甚勤 ,却流于附会 ,繁琐考证 ,索隐猜谜 ,意欲字字坐实 ,反而愈失其真。根据《红楼梦》文本和脂批 ,可以断定 :正是已有诸说中那些看似简单浅白之“解” ,恰可符合作者原意———句中“一”“二”“三”只是序数词 ,“从”、“令”、“人木”预示凤姐人生命运的三大阶段 ,即三大转折 ;其中“人木”用的是“拆字法” ,合起来为“休” ,此与“判词”首句“凡鸟”合为“凤”一样 ,既符合谶语特点 ,得朦胧之美 ,又让人一猜即可意会。《红楼梦》毕竟是小说 ,不是谶纬猜谜之书。而既是“判词” ,则只会言之大概 ,不会指一言一事     

彝族"海菜腔"源流初探

石屏彝族“海菜腔”是从异龙湖中的海菜而得名的。因它产生于彝族青年男女特有的民俗———“吃火草烟”活动,因此,旧时被称之为“草曲”。明朝初期,江西弋阳腔传到滇南,再与石屏彝族的“草曲”相结合,并冠以“海菜腔”这一美名。海菜腔在“吃火草烟”这一习俗中被长期保存了下来,在这一习俗中所唱的民歌,也得到了广为传播,创造、发展。海菜腔是彝汉合璧的结晶。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来源考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反映的是武后还政于李唐的事情。这两则故事在历史上流传广、影响大,范仲淹《范文正集》、苏辙《栾城集》、李弥逊《筠谿集》均有引用。然而《旧唐书》未收二事。《新唐书》载有“双陆不胜”,《资治通鉴》亦载有“鹦鹉折翼”。实际上这两件事属于民间传闻,而这民间传闻又与佛经和佛经变文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数量短语重叠式“一AA”与“一A一A”的异同

由一般数词构成的数量短语结构一般不能重叠,除非是作状语才能重叠.但是“数词‘一’与量词相结合的数量短语”一般都可以重叠,而且重叠之后有了多种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数词‘一’与量词相结合的数量短语重叠有很多种重叠式,其中使用得最多的是“一AA”式和“一A一A”式.文章从诸多视角来探讨这两种重叠式的异同.     

《缁衣》"君以民芒"原义之推论

汉代在整理<缁衣>时将"君以民芒"句中之"芒"字读为"亡",因为难以理解君以民灭亡的意思,故又补上了"君以民存"之句.本文发现,"芒"、"(眩)"、"望"三字都从"亡"得声,而且文献中有具体混用的例子,故"君以民芒"句中"芒"可读为"望".据此本文推论,原来<缁衣>中"君以民芒"之句并不是要说君以民灭亡,而是表达先秦儒家的"民望"观念,这从<左传>和<孟子>中亦可见到.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