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研究:从多方结合到独辟蹊径——严耀中教授访谈

○严教授,记得八年前您访学加拿大回国不久,我曾约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作过聊谈,主要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使我受益匪浅。今天又作访谈,主要谈您的学术道路、治学体会,相信一定会使更多人受益。 ●我的学术道路应该从我如何会志愿学历史讲起。可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是不会读历史学科的。“文革”前我正在读高中,与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大学理工科是未来的首选,但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文革”结束后研究生招生开始,我便毫不犹豫地报考历史学科的研究生。我之所以这样做,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个人、家庭和亲友,以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     

论观念更新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

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然而,什么是新观念,什么是旧观念,人们又应当怎样去实现观念更新呢?对于这些问题,一些人并不很清楚,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的观念更新带有盲目性乃至走入歧途。因此,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作一些讨论。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历史。因为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曾搞过观念更新。其中有的是成功的或基本成功的,但也有不少是不成功的。就后一方面的情况而言,“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在“大跃进”时期,我们曾提出     

还原可以触摸的徽州——从王振忠的徽文化散文说起

古代徽州文化的研究，现在是学者们热衷的课题。文书、器物、村落、艺术等等都已成为各种层次的研究项目。我当然也很佩服这里面的精深成果。但常常又感到有些隔膜，因为我很少在其中感受到可以触摸的真实的活人。活人的生活感受、生活状态以及喜怒哀乐也许是历史文化研究最有生命力和说服力的东西，也只有这些东西才真正对今天的人们的“活着”具有着切实的意义。当然我不能够对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提出这样不太学术的要求，但在今天徽文化研究已经热到如此程度的时候，期待一个能感受到“活人”的“可以触摸的徽州”，应该不能算是过分的奢求。     

社会建设与民生社会学——访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

童潇：邓老,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对您的访谈.对于这次访谈,应该说期待已久,是我作为后学向您的一次求教机会.我曾经仔细拜读过您的简历,我发现在众多学者之中,您是简历非常丰富的一位,我有这样两个印象：一是您人生经历跨度长,您出生于1938年,可以说,您出生至今,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多个重大历史时期;二是职业经历多,曾经当过小“游击队员”,送过鸡毛信做过工,务过农,做过干部,还当选过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又从事理论工作,在理论研究中,既研究过自然科学,又研究过社会科学.     

巴金的自我拷问

几乎从写《随想录》开始,巴金在反思“文革”同时,也反思自己。他总想弄个明白,这个使我们民族蒙羞、引为耻辱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裹胁其中,而失去分辨抵抗能力？为什么会严重、残暴、荒谬到中外历史所罕见的程度？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接受这个历史教训,再也不要重犯这样可怕的错误,重新经历这样的浩劫？因为只有弄清历史真实面貌,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他常常想到：“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这句看似乎常的话,…     

教育促进人发展的制约机制

教育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受人关注,也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被人们寄予了如此之多的希望,仿佛教育是一根神奇的“魔棒”.当然,人们对教育的厚望本身无可厚非,但教育究竟能否满足人们的愿望就另当别论了.     

论改革成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尽管经历了性质上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线索:人们力图改革中国的贫弱面貌,使中国富强起来。这种要求,时而象涓涓细流,时而象山洪爆发,时而只为少数人所意识,时而成了亿万人民的强烈愿望。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先进分子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洋务运动却在“自强”和“求富”的旗号下以改革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方式抑制着改革要求的进一步提出。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     

漫说哥萨克

《哥萨克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作者王天兵先生曾邀笔者一起探讨过苏联哥萨克的源流。王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且有长期旅居美国的经历,不过他仍遗憾地说：“我对古代欧亚草原的历史、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以及俄国哥萨克的源流感兴趣有十多年了,但这是个偏门、冷门,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我都没能接触到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即使对此有兴趣的人都极少。我撰写《哥萨克的末日》时,对于哥萨克的历史,竟没能找到可以与之探讨的人。即便这书出版后,也没有发现这样的对象。”王先生说,笔者是他第一次发现国内也有可与之交流探讨的人。     

彻底批判“四人帮”篡改的“党史”

党中央提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正确的。我认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还必须具体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批判,把“四人帮”篡改的“党史”批透,这对于整党,关系也很密切。 “四人帮”一伙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党的“九大”以后,曾经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党史写作组,主要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张春桥的直接操纵下,编写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讲     

赫德——阴險的帝国主义分子——一頁帝国主义侵占中国海港史

在帝国主义統治时期,上海九江路外滩有一座銅象。銅象紧靠在碼头边,所以这个碼头被称为“铜人碼头”。現在,銅象早已拆除,知道“銅人碼头”的人也不多了。但是,我們却清楚地知道,多少年前,正是从这里曾写下了英国、日本,后来特別是美帝国主义打开我国的門戶,进行血腥侵略的历史。翻开1914年上海的大事紀,你会看到这样一则記录:“5月23日,星期一,外滩隆重举行赫德銅象揭幕典礼,紀念赫德优异工作成绩,……。”在銅象的象基上则刻着下     

儒学管理思想探析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主要奠基者是孔子。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管理学家。儒家重要典籍《论语》被视为重要的管理著作,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两千年前我国就曾用儒学管理五千多万人口的大国,并建成象万里长城这样的伟大工程,这都是儒学管理思想所至。儒学之所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抬上“独尊”地位,是因为儒学可以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可以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思想。     

超越

你和我每天都在这生活之流里跋涉。我们工作、吵闹、建设、破坏,相互扶助,也相互摩擦,甚至打斗。匆匆逝去的岁月记录着我们的辛劳、烦恼、痛苦和总是不能完全兑现的希望。就是那些成功者,也不免象泰戈尔一样,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遮身之地。 你和我每天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怎样从混沌的现实世界理出一个头绪。然而,对“过去”有全盘看法的人很多;对“将来”有精到认识的人也不少;对“当今”有全盘而精到看法的人却如凤毛麟角。世上有几个不淹没在“当今”的混沌中呢? 难道一个人不随时需要超越么?难道一个人,正如狄德罗所说,不需要为自己的心灵,加这上一个能使自己置身尘俗之外的望远镜么?     

郭沫若早期艺术直觉观与既成哲学

对于独特的生活经历所铸成的特定气质、秉赋等个体心理特征,早期郭沫若有着清醒的自察,他曾经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个“论事仅凭直觉”的人,并且表示:“我又是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郭沫若的诗人才情太强烈了,尤其在他创作《女神》中那些充满了“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的诗,这段     

浅谈悲剧的美感

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别林斯基在谈到悲剧佳力时指出：“没有一种诗象悲剧这样强烈地控制着我们的灵魂，以如此不可抗拒的较力使我们心向神往，给我们如此高尚的享受。”在西方，悲剧一直拥有最多的观众，著名的戏剧大多是悲剧；在中国，悲剧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三女抢板》、《李慧娘》等几乎家喻户晓。那么，究竟什么是悲剧？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州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指那些体现历史…     

王符的"慎微"之教及其现代意义

王符生活于东汉王朝由“盛世”转向“衰世”的变动不居的社会中,他肯定自然界的各种物体都有其荣枯盛衰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也不断地经历着“世推移而俗化异”的过程。他认为世界上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王符不只认识到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积微成显,积著成体(象)”是王符的哲学名句。他的这一哲学名句,对于克服急于求成和浮躁情绪,保证每个人走向成功之路,仍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重要的现代意义。     

武则天的真面目——梁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的批判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女皇帝,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过去人们因她“知人善任”,赞赏她的智慧;作事果敢,钦佩她的勇气;或者因她阴鸷好杀,咒骂她的残暴;或者因她内多男宠,痛斥她的荒淫。故一千多年来,毁誉不一,迄无定论。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史学界试图对她作出正确的评价,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过去如此,今后仍应如此。     

对私有观念的再认识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公与私的观念,往往是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也可以产生“公”的观念。象我们经常谈到的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孙中山宣传的“天下为公”,以及马克思关于公有思想的科学理论,虽然具有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内容,但终究都是“公”字号的思想。今天,我们生活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在我们这样的社会还会不会使人们继     

评“美是什么?”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日刊载了吕荧的“美是什么”。文章分三部分,除了第三部分有关一些历史和文字学的问题,我没有做过详细研究,因此不能发言外,对于其余两部分,我以为值得探讨。“美是什么”,问题首先这样提,很好。我也认为,必须解决美是什么这样的标准的问题,然后才能考察自然、社会、艺术等现象是美的或不美的问题。就象先得知道“沸点”是摄氏100度,然后才能科学地判断水开不开的问题一样。“美是典型”。这样的答案,的确错了。因为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今年三月十四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曾经这样说过:“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斗争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恩格斯明确告诉我们,马克思不仅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而且还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     

非线性进化模式与未来社会预测——一种“未来史”的诠注

按照自然和历史自身的规律和进程来思考和行动,这一直是政治家们和科学家们的愿望,也一直是哲学家们和预言家们的愿望。在当代,人们对这些规律的了解,还远非完全甚至谈不上是足够的,但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今天,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问题了:是否有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和文化以往已经经历的和未来可能要经历的进化路径?……是否有可能写些类似于“未来史”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