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金融垄断的实证研究--以银行业为例

作者利用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等指标 ,通过新疆与全国银行业垄断程度变化趋势的比较 ,指出新疆银行业市场结构具有典型的寡头垄断特征。在此基础上 ,文章分析了金融垄断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阐明实现金融机构多元化是打破新疆金融垄断、促进新疆金融深化的基本策略     

金融深化:理论与中国的经验

本文认为 ,中国的经验与经典的金融深化理论有许多不吻合之处。从中国的经验看 ,尽管金融自由化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总体上金融仍处于压制状态之中。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 ,主要表现为金融增长 ,如金融资产与金融机构的增大 ,而市场化金融的发展明显滞后。这种高金融增长主要是经济自由化的结果 ,并与财富再分配密切相关 ,但与银行的大量不良债权没有多少关系。文章还指出 ,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中确实存在储蓄效应与投资效应 ,但这与“渠道效应论”无关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没有明显作用     

金融结构的法律决定论:理论回顾及启示

金融结构的法律决定论认为:国家间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别可以归结为法律模式的不同。很多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是,我们发现中国案例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在金融压抑的环境下,加强法治有助于提高私人部门获得银行信贷份额,促进银行业竞争,但对金融深化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这一理论无法圆满解释法律传统存在差异的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结构的趋同性趋势。     

法律与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的法律观

金融发展理论经历了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历程。然而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更根本的问题提出来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有繁盛的金融市场,而另外一些国家没有?拉波塔等人提出了法律变量的解释:法律的不同造成了国家间金融市场的差异。金融合约本质上就是一套由法律设定的权利体系,金融发展最终取决于法律体系,其间的因果关系是:各个国家在法律起源、法律的执行质量、法律对投资人的保护上的不同造成了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同。这个因果关系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机制起作用:政治机制和适应机制,政治干预多,法律制度适应机制差,金融发展水平就低。金融发展的法律观成功挑战了传统的金融理论,但自身也受到了挑战。     

金融约束政策批判

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具体包括三组政策 :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对资产替代性的限制。结合我国国有金融仍处于垄断地位这一基本国情 ,我们认为需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金融约束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对“金融约束论”的三组政策进行了批判 :限制存贷款利率是否必然为非国有部门创造租金机会 ;国有金融垄断下是否应该继续施加市场准入限制 ;资产替代限制能否保证国有银行稳定运行与发展。最后对金融约束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探究。     

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的资本形成与银行业市场结构

本文在金融发展的视角下考察了转型期内中国的资本形成与银行业市场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主要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运用中国29个省1992—2004年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银行业市场结构以非线性的方式影响资本形成对产出需求的反应,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没有随着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降低而得到解决。进而认为,应当大力发展中小金融中介机构,鼓励合理的银行业市场竞争,疏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培育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推动资本形成及经济增长。     

金融支持大庆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研究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离不开金融支持,如何突破由产业锁定带来的金融锁定,有效解除金融约束,推动资源型城市金融业转型,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是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变迁——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分析

建国后在国家资源配置集权实现经济复苏与赶超战略的历史约束以及计划经济理论、公有制理论与金融主权论观点的理论约束下,我国构建了银行业大一统的独家垄断机制。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逐步衍生多元利益主体,其中三大利益博弈主线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格局的变迁,在此框架下各种利益的博弈形成了我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变迁的轨迹。     

论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从传统比较金融观到金融资源论

本文论述金融发展理论的发端、形成和最新发展,揭示从传统比较金融观到最新的金融综合视角和金融资源论的理论发展传承脉络。     

功能与结构观：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的内涵

金融发展意味者金融功能的完善和提高 ,金融功能的改进是金融发展的根本体现。金融深化作为金融发展的手段 ,必须从完善金融功能的角度去实施才能从根本上促进金融发展。金融运行机制、金融结构和金融运行范围是影响金融功能的重要因素 ,金融市场化、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对外开放是金融深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转轨经济增长中的金融约束分析(下)

金融约束理论是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总结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而提出的一种适应发展中国家采用的理论与政策体系。文章在对中国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因素做了分析后 ,认为中国转轨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了金融约束政策的结果。同时 ,文章也分析了实施金融约束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金融约束政策的使命已基本完成 ,需要实现从金融约束到金融市场化的转变。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公有经济部门的战略性改组 ,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 ,建立竞争性的金融体系 ,加快利率的市场化     

中国转轨经济增长中的金融约束分析(上)

金融约束理论是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总结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而提出的一种适应发展中国家采用的理论与政策体系。文章在对中国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因素做了分析后,认为中国转轨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实施了金融约束政策的结果。同时,文章也分析了实施金融约束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金融约束政策的使命已基本完成,需要实现从金融约束到金融市场化的转变。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公有经济部门的战略性改组,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建立竞争性的金融体系,加快利率的市场化。     

中国存在过度金融化吗

目前尚没有文献对过度金融化一词进行专门的定义。从金融发展理论和西方金融发展史的视角，过度金融化是指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化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根据当前国内经济现象以及金融化指标的国际对比评估判断，中国存在总量的过度金融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则显示，除总量过剩外，中国的金融化还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大量金融资源集中于少数行业和领域，导致部分行业金融资源过剩，形成局部泡沫，另一部分行业缺乏金融服务，面临融资困难，且这种结构性的过度金融化对经济发展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时间中，金融发展在银行业和货币化水平上的深化并没有对经济增长率做出显著的贡献。控制过度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短期应控制总量增长，防止放水漫灌，长期则重在调整金融结构。     

金融改革、金融管制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

金融管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性,纠正市场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和社会福利损失,因此从促进银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加强市场化的金融管制非常必要。但是,过度的金融管制也会扭曲金融资源配置,阻碍银行业的发展,造成银行业效率低下。因此,从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管制必须兼顾安全和效率,为此应逐步弱化行政性的金融管制,逐步加强市场化的金融管制。     

金融深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高技术企业为样本,考察金融深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高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存在非线性关系,当融资约束程度很高时,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当融资约束程度降到某一临界值后,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金融深化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促进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相对于高技术制造业,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对于其研发投资活动的制约性更为显著,且金融深化对其缓解作用也更明显。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及计量检证

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长期进程中,金融发展理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理论利用现代金融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形成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金融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本文较详细地阐述了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最新进展,并对这一领域的主要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最后介绍了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计量验证。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金融危机形成机理述评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广泛地探讨研究此次危机的根源和形成机理,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实体经济危机论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长期的生产过剩或利润率持续下降。资本主义金融化危机论主张,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危机论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实质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     

关于金融支持大庆经济结构调整中信贷策略选择的思考

大庆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离不开金融支持,如何有效解除金融约束,推动资源型城市金融业转型,以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是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研究商业银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信贷策略问题,积极引导贷款投向、优化信贷结构,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大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对我国金融深化路径选择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行了以国有银行体系为基础的金融约束政策,客观上推动了金融与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原有金融约束政策仅强调对国有银行的激励而忽视了对国有银行的约束,进一步的政策设计应是放宽金融约束政策,在继续发展现有银行体系的同时,拓宽金融发展视野,走出一条渐进的金融自由化道路。     

“双循环”重心转向下的金融结构调整：内在逻辑与政策选择

“双循环”重心从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循环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下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战略性抉择,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结构调整在这种循环重心转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双循环”重心转向国内循环下的金融结构调整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表明：在以国内循环为重心的新发展格局中,经济运行与资金流动的特定过程决定了金融结构调整需要从以金融抑制为主导转换到以金融深化为主导上来,有助于打破金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的恶性循环。基于“双循环”重心转向下金融结构调整背后金融深化逻辑的理解,当前中国金融结构调整应重点解决好金融抑制程度较高、直接融资占比较低、金融开放与安全之间平衡等关键性问题。为此,需要从金融产业组织结构、金融主体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业务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融资结构、金融开放结构和金融监管结构等八个方面,探索“双循环”重心转向下金融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