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现代行政规制改革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步骤。公众参与作为行政规制的重要制度,在行政规制的完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主要有利益代表模式、合作治理模式和社会监督模式。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主要强调分散利益的具体保护和部分公众的正义救济,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强调行政规制主体与被规制主体的合作协商关系,行政规制公众参与社会监督模式主要强调社会公众对于行政规制机关的公民监督权利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     

环境规制视角下政府路径依赖和环境行为研究

政府是环境规制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在对政府环境规制路径依赖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路径依赖困境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分析了我国各级政府之间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环境行为.建议应从政府环境管理体制、行政指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机制、绿色GDP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监管机制、政府—企业—公众共同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构建政府环境规制行为能力提升机制.     

环境规制、环境表现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动机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和环境表现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基于2015-2021年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压力与环境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企业通过增加定量性披露以满足合法性管理动机；（2）环境表现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随着规制压力增大，环境信息披露会更加真实反映企业环境履责表现；（3）公司治理对环境规制效应产生补偿性机制作用。文末就如何提升环境规制信息效应提出对策建议。     

制度压力、组织应对策略与环境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政府环境管理、资本参与者决策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我国现行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的资源环境信息披露形成了制度压力,相对于规范压力与文化一认知压力,规制压力对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较为显著.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压力影响力度有限,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采取较主动的应对策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面临的制度压力特征与上市公司应对策略选择的倾向说明我国需要尽快建立统一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相关部门可通过法规修订、统一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建立信息披露联合监管机制等策略来推动强制性同形机制、模仿性同形机制和规范性同形机制的建立,实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化.     

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的法律分析——兼论环境知情权实现途径的完善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拓宽了公众获得相关环境信息的途径,对于政府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的水平也能起到促进作用,但在获取环境信息的科学性及准确性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公众自测环境信息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方式,符合我国当前环境法律调整机制弹性化的发展趋势,行为性质具有正当性。对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制,应在环境信息的监测和对外发布监测结果两个环节进行区分。对于公众自测环境信息监测行为的规制,应以监测设备的监管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规范引导;对公众自测环境信息对外公布行为的规制,应设定必要的约束机制作为其有序发展的制度基础。     

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一个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一项必要性职能,对环境治理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环境问题的整体水平、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环境规制政策的科学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环保机构的执行能力、政府领导者的执政理念、企业与政府的关联程度、公众的环保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有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政企演化博弈——媒体监督视角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政府规制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

以2008—2010年沪深两市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食品生产者视角,在揭示政府安全规制下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状况及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配对样本差异检验得到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规制的推进显著提高了食品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进一步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状态、高管的平均年龄和技术背景以及公司所处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是与政府规制共同影响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     

环境公益诉讼“公益”之探讨

目前关于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状况、在借鉴的基础上如何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是什么等问题上。相较之下,对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公益"如何定位以及"公益"的表现何在,学界却关注不够。而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建构公益诉讼制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从公益的性质入手,在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带有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社区利益归为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分析环境公益诉讼中"公益"的内涵,可得出利益的性质与诉讼目的共同决定了某一环境诉讼是否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结论。     

公法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对于发展市场经济、保护环境、完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进行司法救济的需要等具有重要的作用.2013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肯定.由于我国公法诉讼和私法诉讼是截然分离的两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并不能针对政府或者行政机关提起,因而从公法角度探讨环境公益诉讼,十分必要.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众环境权益的情况,但是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中却没有适当的救济机制,从而公众环境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在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行法理分析和对国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构想。     

公众参与：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公众参与是发达国家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理论基础是环境权理论和公共信托理论;其法律价值体现为环境法治、环境民主和环境正义;环境法中体现公众参与原则的法律制度是以环境权为根基所建立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包括: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听证制度、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纠纷的处理制度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     

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辨析

环保行政机关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诉的正当性基础,应该赋予其环境公益诉权。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应当满足一定的要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管辖范围内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运用环保管理行政权力不足以或不能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已履行诉前通知义务。在环境民事公诉起诉主体的序列里,环保行政机关优于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的环境公益诉权和公众的环境公益诉权因一方行使而阻断另一方行使,但可通过诉讼参加制度保证环保行政机关和公众在通过诉讼手段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时的沟通。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是改善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状况的有效途径。从国人环境公益诉讼的成功实践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阐述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及建立配套制度的建议。     

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中心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客观上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和有效实施,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正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实现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上的空白以及现行法律在环境公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前提下,从现实和法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构想。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几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和特点的分析,提出了识别环境公益诉讼的五项标准,并结合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探讨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和其他相关问题。     

论公众环境权的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是公众环境权的核心特性。为适应环境权理论的纵深化发展，除了从外部视角审视环境权的属性、内容、定位等特征之外，应当从内部结构对环境权本质特性予以剖析。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导致生态环境治理受到外部性理论与搭便车效应的制约。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公众共用性，既有的环境权利理论应当接受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两大特征的改造。公众环境权的非排他性体现在主体的不特定性、客体的非拥挤性和内容的共享性等方面。将公众环境权理解为公众对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生态环境享有的非排他性权利，意味着可从保障权利主体的非排他性与客体的非拥挤性两个面向来实现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     

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合理性及制度构建

《民事诉讼法》虽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没有明确规定由哪些机关和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也缺乏具体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和程序,使得司法适用面临诸多困难。因检察机关是环境公益最合适的代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符合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检察机关也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所以检察机关具有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合理性,甚至优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的行政部门。在制度构建方面,确定检察机关全过程参与的原则,检察机关可通过支持起诉、检察监督、直接起诉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具体制度包括登记备案、环境公益损害调查、提起诉讼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