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题《登高图》

重九,佳节也;登高,胜会也;饮酒,乐事也。亲旧在异方者,幸此一日之聚焉。然七人之中,唯凌子官于山东,自余六人皆客也。夫客者,西东北南靡定耳。则此一日之聚,亦不能岁以为常。且七人者,年各不同,自今之重九,人自数其齿以至于尽,凡得重九若干日,重九而游者若干日,游于某丘某水,与之游者某人,皆不可知,惟此一日之聚,为现在焉。概其难常,幸其现在,此其作图之意乎?虽然,庄生有言:“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彼一日之聚,忽然以逝者,亦岂图之所能存?盖人必有其不亡者,而后凡所作为,依之以存焉。古人一日之聚传于今者多矣,谓迹不足存而存焉者何也…     

龚自珍与常州学派

本文试图探讨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思想及与常州学派的关系，以就教于学术界。一、六经皆史说与今文经学许多人对于龚自珍“六经皆史”说都作过各自的分析与解释，但却没有找出他之所以这样说的动机和原因，有人甚至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以为这是经古文学家的言论，从而造成了一些误解。我们知道，龚自珍非常重视历史学的作用，将它提高到无比崇高的地位，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落人之材，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     

浅谈白居易的粹灵之气说

白居易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美学理论方面也有杰出建树。粹灵之气说是他在《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中提出的一个美学原则.他认为:“天地间有粹灵之气焉,万物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     

梁启超政治近代化思想的新境界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他曾说过:“吾二十五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所以,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始终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由于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戊戌变法时期,他遵循今文经学的路数,主张“托古改制”,虽然受     

经义

孔恶乡原孟距杨墨论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伪君子盖善恶之名出于天下之公理善恶之辨本乎天下之公心为善者君子为恶者小人此尽人而知之者也某为善吾好之某为恶吾恶之此尽人而能之者也其人而真小人耶天下之人必指而评之曰其人之所言者恶言也其人之所行者恶行也皆相举以为戒而去之若浼焉纵彼有同类之     

对《黄生借书说》一处标点的异议

初中语文第四册袁枚《黄生借书论》有一段标点是这样的：“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日：‘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日‘牯俟异日观’云尔。”笔者颇觉其中一处点断不可再错下去，须予以匡正，即将“必虑人逼取”后的逗号后移至。“而惴惴焉”下面，使之成为“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这是因为：①“必虑人逼取”和“惴惴焉”乃摹“夫人”的一段层进心理。“虑”是其心理活动，引发出“惴惴焉”的心理状态；而“摩玩之不已”则…     

天人一贯讲义

今之人。或曰天定胜人。或曰人定胜天。为是说者。一则委心任运。置生人应尽之义务。概屏弃而不为。一则从欲横行。举人世无厌之图谋。逞私智而不已。是皆不知天命也。不识人道也。天命者先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是也。命是性于人。则为贤为圣。听人之自为。天焉有胜人之心也。人事者。后天也。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也。代其工于天。则即成圣成贤。只完天之所期望。人焉有胜天之力也。无天命。则生成化育。人物不能自起而有功。无人力。则栽培倾覆。天亦无所施其卷顾。天之望于人物厚     

本社纪事

天地既命我為人。寸心未死。亦心於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聖賢之言。皆不可食。不可衣者也。今之讀書者、以之為飢之食。寒之衣。是以聖賢之言。为俗髠妖巫之科儀符咒也。哀哉。     

感慨不极则优柔不深——贺贻孙美学思想初探

贺贻孙,明末清初人。明亡隐居,清康熙时巡按御史笪重光欲以博学鸿词荐,书至,贺愀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乃削发逃入深山。晚年贫困。他一生始终忠诚于明朝,富于民族气节,对外族清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一点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和廖燕诸人完全一致。家国丧乱,他的诗也读来悲愤,多哀怨之旨。这种情形使他体会到:“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水田居诗文集》卷三《诗余自序》)因此,他主张诗歌应该是天地间的“雄风”,要“怒”,要“激”,要“吹沙崩石,掣雷走电”,要“凄怆”、“哀怨”。这种思想对儒家传统道德影响下的“温柔敦厚”的诗歌美学理想是一种冲击。(注:参看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十五章     

"裱糊匠"李鸿章这个人

因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连播的缘故,晚清人物李鸿章又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梁启超曾写过<李鸿章传>,对李氏做了一番总结:"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①梁启超还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并称李"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     

梁启超的学术风范和爱国情怀

今年是近代学术文化巨人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梁启超生前功绩卓著,著述丰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然则,由于梁氏所处时代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代,新东西和旧东西有时不容易鉴别和评价.加上梁氏本人常常解剖自己,坦陈自己的弱点,“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因而人们对梁启超的评价存在分歧,有的人认为他在学术上“量过于质”.我们通过剖析他倡导“史界革命”、广泛输入西方新学理、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祸害、开创近代学术新范式,和兼擅恢宏渊博与专深研究的学术风格等项,并及他一生活动所表现的强烈爱国精神,就能对其历史地位作出明确的评价:他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出色的启蒙思想家,是杰出的爱国者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奠基者.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小说丛话》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他幼时在阅读《桃花扇》时感动落泪,后又熟读成诵,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沉郁慷慨地朗诵其中曲文。他在创作《新罗马传奇》时,曲词宾白和情节关目对《桃花扇》多有袭用和模仿。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在"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     

“中和”思想局限性浅论

“中和”思想局限性浅论齐学广《礼记·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中和”，既包含着儒家的美学理想，又包含着儒家的哲学思想。为了批...     

“自信有些见地,殊非时贤所及”——论李人的妇女个性解放观

“自信有些见地,殊非时贤所及”——论李人的妇女个性解放观李左人中国的封建伦理自古就是重理性而抑制情欲的。《礼记·曲礼上》说：“欲不可纵。”孔颖达解释道：“心所贪爱为欲,则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世人皆有欲,但不得纵之也。”这就是说,人的天性七情六...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匾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     

考古学家李济传略

李济,号济之,湖北钟祥人。一八九六年六月二日生于故里,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因心肌梗死,逝世于台湾省台北市,亨年八十四岁。李济博士是我国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享有盛誉。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一、学生时期(1903—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