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管理新思路探析——以湖南省湘潭县村干部队伍建设为例

村干部在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基于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完善村干部队伍建设,文章运用实地研究法中的观察法与访问法,对湖南省湘潭县村干部队伍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指出了农村社会管理中村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村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提出了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新思路。     

村干部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角色与行为特征——对40个村委会选举观察的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对40个村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发现在选举中村干部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对选举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从分析村干部对选举的心态入手,通过对他们在选举中的作用途径、方式的分析,揭示其角色与行为特征。此外,还分析了选举对村干部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指出尽管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事实证明,村民直选对村干部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选举作为村干部的一种约束机制,它能促进村干部进行必要的自我调适。     

单一授权制度：村干部激励与制约的途径

我国目前村委会和党委会的功能不清晰,其成员之间的交叉任职直接导致了村级管理中采用的分权制度变成了村干部的双重授权制度,由此造成的村干部双重职务人现象,又引发了村干部的业绩替代行为和职位权力向个人权力转化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村干部激励和制约的双重失败。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若能建立有效的单一授权制度似可消除以上弊端,从而达到对村干部业绩的准确评估和权力的有效制约。     

欠发达地区干部驻村存在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省、市、县三级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或抽调大学生下乡驻村。驻村干部总的来说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驻村干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乡镇政权控制性倾向导致乡镇驻村干部与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驻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不高。解决驻村干部工作的对策:培养好村干部,为村里自身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在上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时要紧密团结驻地干部群众;驻村干部在把握好工作重点的同时要抓好全局工作;切实提高村干部的办事能力和责任水平等。     

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与村干部马基雅维利主义

由于被排除在政府科层组织之外,中国的村干部普遍存在晋升天花板问题。基于村干部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晋升欲望与控制欲正相关;晋升天花板导致不道德操纵,且晋升欲望加强了晋升天花板与不道德操纵之间的这种关系;虽然晋升欲望与不道德操纵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当村干部遇到晋升天花板问题时,晋升欲望就会与不道德操纵正相关。这个结果表明,缺乏上升通道是导致村干部的不道德操纵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在“国家—个体—社会”分析范式基础上将职业生涯问题引入对乡村精英的行为-分析。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农业型村庄村干部面临的治理困境分析

农村村干部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和学界广为关注的热点。文章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农业村庄的村干部面临的由村集体经济缺失、村治资源匮乏，情理性社会，激励机制缺乏以及村干部角色变迁和权威来源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困境进行分析，以期更充分的认识理解村干部的角色。     

基于星级管理方式的村干部激励重塑研究

村干部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力量,重视对其的管理和激励更有利于发挥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心,进而带领乡村社会不断发展,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乡村社会中村干部存在的一些倦怠和责任淡化的现象,有碍于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为此,文章分析村干部星级管理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意义,提出基于星级管理方式的村干部激励重塑的构想,期望以星级管理方式激励村干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行为。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嬗变与政策重构

财物贿选,宗族势力影响,黑恶势力滋长,“半拉子”民主选举渗杂农村民主选举过程,致使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嬗变,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工作、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当地健康乡风民风的形成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重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政策,针对农村基层不同的具体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新生代”村干部选拔机制,从大中专学生、乡村经济精英、下派干部、技术骨干中选拔村干部,从源头上预防村干部腐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问题与对策

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既是我国乡村治理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坚持党的领导、基层“半政权”性质的推动、非国家形态民主新形式所积累的经验、改革实践成本低风险小可操作性强等条件和基础,使村民自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着村民、村干部素质不高,“党委和村委”关系不和谐,村自治权与乡镇行政权冲突,村民委员会工作定位不清等带来的种种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大学生“村官”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的作用探究

新一轮农村改革与历次农村改革相比具有不同特点，需要外界的帮助才能更好地推动。大学生“村官”可以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引领农民进行改革探索、净化和强化农村组织集体、为改革纠偏、推进基层政治民主等功能。但是大学生“村官”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大学生“村官”本身的素质，这就需要注意选拔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要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管理和指导，并要正视大学生“村官”的合理诉求。     

大学生村官应急管理体制构建方略

大学生村官作为村级特设岗位,是连接政府与村民、高校与社会的桥梁,同时也是培养新一代农村基层管理干部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文化素质好和科技素养高的优势,在提升其组织决策水平和农村治理能力的同时,提升其应急管理能力,进而促进应急管理体制的构建不仅十分必要也尤为迫切。应急管理体制构建的中心环节是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流程管理理论和案例分析,使大学生村官了解和掌握应急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操作程序,应作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重点。大学生村官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一是明确应急管理行为规范,包括事前预防行为规范、事中处置行为规范和事后恢复行为规范;二是构建应急管理行为评估指标体系,诸如评估内容的确定、评估考核办法的制定以及评估结果的运用等。大学生村官应急管理能力应作为其工作业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此项能力的提升对于实现农村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以及村级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农民合作社功能“嵌入”与村治模式改良

村治模式改良既关系到乡村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也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研究证实乡村善治的基础是对社区经济资源的有效掌控;利用经济资源为农业社区提供优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业社区治理优化的保证;短期内实现合作社与村两委领导者职能重叠,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供给同步,可以降低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成效;中长期内赋予农民合作社更多综合性服务功能,使其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同时为农业社区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乡村治理良性运作。     

浅析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大学生村官是我国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造就党政干部后备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农村文化建设不只是文化保障体系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要让农民形成文化自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大学生村官具有诸多的优势：科学文化知识水平高,学习能力强,组织能力强;思想活跃,适应和沟通能力较强;工作热情高,自信心较强;网络应用能力强和消息更新快等资源优势。他们起到完善农村的法制建设;信息导向;形成地方特色文化;传播新理念,树立农民信仰;搭建城市文化资源向农村社会渗透的桥梁等作用。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环太湖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地位突显,在提供公共物品、保障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环太湖地区关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还存在重视不够,主体意识不强,增收渠道萎缩,经济要素制约严重等问题,没有发挥出其在农村改革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对此,一方面应盘活自身存量,优化资源配置,拓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途径;另外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强化发展动力;突破要素制约,夯实基础,科学创新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的自我发展途径。     

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1946-1956）

以土改至合作化改造时期的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考察对象,可见当时村庄权力的演变过程经历了由旧式统治者到土改积极分子再到劳动带头人的历程。此一变迁历程具有明显的外力主导性特点,革命政权对其领导下的村庄领导者的考量重心亦发生了相应改变。新式乡村领导者仍难以符合党的要求,乡村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亦再次凸显,党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以遏止新的阶层分化,走共同富裕之路,但却导致乡村社会走向停滞状态。     

论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依靠主体——以农村工业污染防治为视角

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推动农村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也将工业污染这一异质性难题植入农村。面对愈演愈烈的农村工业污染,维护农民环境权益,有效保护农村环境的问题迫在眉睫。各级地方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个体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直接依靠主体,但目前各主体普遍存在角色错位现象。在农民环境权益维护过程中,各依靠主体角色错位的制约因素有哪些,如何对症下药使其角色归位以形成齐抓共管的系统化机制,理应是当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论集体经济式微对村民自治的钳制

村级集体经济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基础。在“去集体化”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相当部分村庄的集体经济式微,无力为村民自治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撑,形成了独特的钳制作用。在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背景下,村民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民主管理变形、自我教育无力、自我服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建构有效的村民自治财政支持新机制,成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