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刍议——以对事实的认定为例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判断证据之证据能力即合法性的自由裁量和适用证明标准的自由裁量。当前,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质量不高且比较混乱,基本没有规则可循。要搞好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对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必须在思想和组织上高度重视,加强对事实认定方面在判决书中的说理和公开审判制度,加强监督和对错案的纠正。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法律问题分析

在处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正确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正确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正确理解工程转包、分包和肢解发包的法律问题和无效合同纠纷工程价款结算的法律问题,以及工程审计的法律问题等都成为解决纠纷的关键.     

略论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

完善知识产权审判制度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实务中司法管辖、三类诉讼案件、举证规则、证明标准、证据衔接等问题在"三审合一"审判模式中的契合与完善,是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比较分析知识产权传统审判体制与"三审合一"模式,明确当前面临的挑战,努力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可为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参考。     

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因瑕疵股权转让而引发的纠纷呈逐渐扩大趋势，而相关立法的缺失，加之瑕疵股权纠纷的复杂性，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略感疲态。将瑕疵股权事实与瑕疵股权合同效力的认定相剥离，并确立瑕疵股权转让合同作为司法裁判的法源地位，有利于瑕疵股权转让纠纷的解决。     

婚外同居赠与法律适用研究

婚外同居赠与案件就赠与合同的效力及财产的返还存在不同的观点。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必须综合运用公序良俗原则、无权处分制度、不法给付制度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在区分动机认定赠与合同效力的基础上,对赠与财产的属性予以区分对待,具体分析赠与财产的返还,合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通过制度间的合理协调,完善婚外同居赠与案件的法律适用。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无效合同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审判探析

保护合同相关当事人的利益是合同法的宗旨和目的,合同效力是实现司法救济的金钥匙。无效合同制度的建立是解决合同效力的基础。当前无效合同制度存在的利弊与缺陷,审判实务法理依据的不足,亟待无效合同制度的立法。这既要从合同法法理上研究也要在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找对策。     

论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中相对人善意的认定

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经历了合同效力解释论向越权行为归属论的转变，从依据《公司法》第16条直接判定担保合同效力，到根据表见代表规则区分相对人是否善意认定越权代表行为效果归属，相对人的善意认定问题最终成为判断越权代表行为效果归属的关键。因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善意实体认定标准及程序认定标准存在分歧，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司法乱象依然存在。应明确相对人善意的实体认定标准为“不知道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重大过失的判断应以类型化的外观事实为基础；善意的程序认定标准为通过履行合理审查义务实行有条件的善意推定，并根据相对人审查能力的不同综合认定，合理审查的内容为外观事实是否适格。     

嗣后补正合同之效力——以违章建筑物租赁合同为视角

我国目前关于嗣后补正合同效力的学术研究严重不足。最高法院对嗣后补正合同一般认定为无效,规定期限内嗣后取得相关许可证合同例外有效,该认定存在缺陷。嗣后补正合同效力之认定不需识别违反之强制规范类型,合同内容有瑕疵,系违反相关公法之强制规范,具有行政违法性,经行政处罚可涤除违法性,故不影响其民事法律行为之效力。     

德日等国违法合同效力认定及其借鉴意义

讨论了大陆法系国家及其他主要国家与我国违法合同效力认定制度的相应内容和评价方法的不同 ,并提出了新的违法合同效力认定方法。     

论涉外知识产权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

论述涉外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法律适用的特殊性为转让标的具有地域性、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以及转让合同与知识产权效力之两分性。分析国际合同准据法的一般适用原则,分别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出一般原则在涉外知识产权转让合同中的适用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履行说。提出确定涉外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法律适用的思考分别为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基础、标的与合同效力法律适用两分法以及特征履行理论应充分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     

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

由于我国法律的不健全以及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委托理财纠纷频繁发生.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1月拟出台<关于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经过几轮草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结果,导致对委托理财合同的调整几乎无法可依,不同法院对相同或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尽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保底条款在实际委托理财活动中出现很多,但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导致对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各不相同.因此,研究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以及保底条款的效力有现实意义.     

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协议的效力认定

未经股东会同意的投资入股协议（即参股协议）的效力是有效、无效还是效力待定.在实践中,不同法院对这类案件给出了不同的判决.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相关的理论及法律法规,希望在审判实践中能够统一判决结果,为商人们未来订立参股协议起到具体的指引作用.     

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的法律效力

文章通过分析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的含义、性质和产生原因,结合委托理财案件的审判实践,遵循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保底条款应认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代理关系中仲裁条款的独立性

通过代理人签订合同是一种普遍的商业行为,在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签订的包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中,当事人对代理行为的效力产生争议时,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单纯用代理理论去认定通过代理的仲裁条款的效力会得出违背仲裁制度的结论。从仲裁条款独立性的基本价值理念分析代理关系中仲裁条款的效力可以对该问题有一个合理的解答,不同类型越权代理行为中的仲裁条款对被代理人及相对人应当有不同的效力。     

论隐名投资合同的效力要件

隐名投资合同效力的认定,不仅关系到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利益,也关系到隐名投资所涉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隐名投资股权受让人等合同外第三人的利益,甚至影响到交易安全、市场秩序维护、经济发展等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隐名投资合同进行效力认定,应对隐名投资合同当事人主体、合同内容以及合同形式三方面的效力要件进行全面考量。     

离婚案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分析

离婚案件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知识产权的问题,本文在分析知识产权与一般财产权的共性以及知识产权的特有性质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在离婚案件中的认定与分割提出了一些操作性的建议,以期促进现行婚姻法的进一步完善。     

《海牙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公约（草案）》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建议

我国对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制订《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公约》关于知识产权问题时，应采取以下立场：(1)除版权及其相关的邻接权外，应尽量将其它知识产权权利有效性案件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以外；(2)原则上应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排除在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排除，则应当限制当事人的选择范围：即只能在侵权行为发生地和被告住所地之间进行选择；(3)对于知识产权合同案件，可以允许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4)其它知识产权案件应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