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研究的分层与深化——对乡村政治研究的一项初步分析

村治即村级治理。村级治理是指村庄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因为村庄公共权力的产生方式及其性质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村治研究事实上也就是对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组织、管理与调控的方式及过程)的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     

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治方式比较——以浙江省A村和B村为例

本文以两个村庄为个案 ,从实证的角度对集体工业化和个私工业化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庄治理方式进行比较 ,分析了两类村庄治理在社区权力结构、社区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以及村民公共参与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 ,村治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特别是作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与作为基层政治形式的村治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村治方式将在经济等环境要素影响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产权发展与乡村治理:决定因素与模式——以粤、湘、鄂、鲁四村为考察对象

不同村庄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如强村弱民、强村强民、弱村弱民或者弱村强民。发现这些村庄权力结构的决定因素尤其重要。研究发展,村庄的权力结构是由产权的集中性、稳定性决定的。产权集中性、稳定性或两者的组合与村庄权力结构有一定的相关性,产权的集中性决定权力,产权的稳定性决定权利。产权集中性和稳定性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村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     

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能人型村治模式的崛起和转换

一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懂经营、善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超凡能力并经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人士在农村迅速崛起，并随着农村民主政治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乡村公共权力领域，成为社区的领袖人物，并由此形成能人型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村级治理主要依靠一个或几个具有超凡能力的能人指挥运作，民主化、制度化程度较低。从公共权力运作的角度看，这一村治模式具有权威强大、权力集中、威权治理等特点。它主要依靠能人的超凡能力，突出能人的特殊作用，在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体现了其独到的优点和长处：（１）决策迅速。…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以及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因而成为当前村庄治理(村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就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三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1]杜赞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2]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3]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制度变迁中的信任问题——对鄂西两村村治实践的调查分析

一、研究角度及理论构建纬度村治即村级治理 ,指村落公共权力对社区内部公共资源的调配和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协调。目前的村治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 ,即对村治功能 (规范功能 )的研究 ,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以及村治对策的设计 ① 。作者认为 ,当下的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多是站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及其转轨的视角上对村治功能和村治对策进行探讨 ,缺乏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细致考察 ,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对乡村社会已存在的本土资源的尊重和利用 ,使村治难以找到一个乡村社会的生存基础 ,不得不靠国家权力来维持。本文要引入的概…     

徽州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以绩溪县宅坦村的调查为例

本文以一个徽州村庄的个案调查为基础,从徽州人的性格、民间事务、公共事务及村级治理等政治社会层面,讨论了所谓徽州村治模式的悖论,即徽州村治中,村干部的公权力受到强有力的监督,但村民搭便车行为却无法约束,因此造成村庄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试图通过引入对积极分子和钉子户的讨论,对徽州村治模式的悖论做出解释,推导出徽州村治模式的基本特点.     

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化变迁背景下,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呈现弱化的趋势,这可从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党员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其它组织的关系三个纬度进行评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包括村级党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危机等权力性因素,又包括诸如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执政绩效、外部环境等非权力性因素。因此,要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必须要改革选举方式、协调不同关系、加强组织建设、夯实经济基础、倡导主流意识等,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合法性权威。     

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基于一个浙江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

这是一篇基于一个个案研究而企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的论文.通过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是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基本的发现是:七一村(个案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通过研究发现七一村的村庄政治属于发展型的权威主义,并且有着"父爱主义"的色彩;无论从规章制度文本、会议制度还是决策机制,七一村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形成了"能人政治"、精英治理.这将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村庄的一个长期的模式.七一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20世纪中国的大变迁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的变化.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可为中国农村内部秩序重建提供学理的根据与对策建议.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村级治理新型人才的重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级治理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迁。与此相适应,村级治理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从＂对上级的忠诚＂与＂有人际网络关系＂到具备较强协调能力,再到＂头脑灵活＂、＂执行力强＂的转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原有的治理人才需求标准的缺陷与现有的治理人才由于年龄、文化程度、政治思想、管理技能上的不足,使当前的村级治理陷入了困境。为此,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村干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加强＂本土化＂村干部后备人才队伍的选拔与培养,在条件成熟的相关院校开设＂城乡治理＂专业集中培养适应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和城市社区管理的专门人才已迫在眉睫。     

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公共卫生全球治理中的职能运作

为有效地指导和推进公共卫生全球治理,需要确立必要的国际法原则和法理基础。＂保护的责任＂将成为一种可能的法理指导和方法。作为公共卫生全球治理的国际协调中心和主导,世界卫生组织将成为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承担和履行＂保护的责任＂的国际机构,因而其职能运作等需要进一步地界定和延展。     

传统村庙的当代变迁及实践逻辑——浙南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考察

村庙信仰是观察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村庙重建、民间信仰习俗渐趋活跃已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通过对浙南一个普通村落——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的考察,展示了村庙由断裂走向复苏与转型的当代历程,分析了村庙重建的内生逻辑和外部动力、变迁与转型的主要特征和实践取向,及其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村庙变迁与村落变迁的诸多关联,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应有效整合村庙信仰资源,以实现村庙信仰习俗的当代意义.     

公共政策冲突治理路径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相互冲突的现象实际上早已普遍存在,并且其积弊至今已经严重阻碍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对公共政策冲突的基本治理需要明确权力界限,规范权力运行,建立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     

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现象透析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一些农村封建迷信大有抬头蔓延的趋势,农村封建迷信泛滥的原因有历史的遗留、农村基层组织权威的下降、经济分散化、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封建迷信泛滥给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造成严重的危害.治理农村封建迷信现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边缘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郊村社区治理——以浙江省T村社区为个案

浙江省T村社区是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城郊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村社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治理体制的双轨化、治理范围的村落化、组织结构的两栖化、组织职能的叠合化。城郊村社区治理的的边缘化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的制约、城郊村社区城市化制度的供给不足、城郊村社区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