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先验批判与学术创新——对当代学术原创性的一种阐释

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看,人类最具思想学术原创性的年代,无疑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ＢＣ８世纪－ＢＣ２世纪）。根据雅斯贝斯的看法：其核心是出现了人的哲学意识,作为人类历史的一种飞跃性进展,它在地球上的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地区同时生成了文明时代的精神结构,其标志性的成果即中国的诸子百家、古印度的佛教智慧以及古希腊哲学。轴心时代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雅斯贝斯这样说：“直到今日,人类仍然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被它激发思想才智。自那以后,情…     

先秦诸子哲学对宗教传统的继承与转化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着重指出了人类精神的觉醒是在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由于这种觉醒,三个地区的文化以精神自由的原则取代了古代文明的实体性原则,形成了哲学的突破。先秦诸子哲学与希腊、印度哲学起源于宗教的情况相同,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哲学重在求知,印度哲学重在人的精神的解脱,而诸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在天命秩序瓦解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寻求失去的"道"。     

连续性与断裂性:中国轴心突破论再考察的一个命题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论"长期以来是解释中国哲学产生即所谓"哲学的突破"以及中国哲学内在超越性的经典范式.尽管"轴心突破论"在描述诸子哲学与前诸子时代之间的革新性方面依然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是它在强调东西方轴心突破的共通性时,容易遮蔽相较于西方启示宗教断裂性特征的早期中华文明演进的连续性特征.本文借助考古学与思想史的考察指出,与西方相比,贯通天地的宇宙论结构在中国的轴心突破前后依然延续下来,贯通天地、巫政合一的巫术性宗教传统是造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历史基础之一.孔子"以仁释礼"的轴心突破是在继周损益的基础上对三代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而非断裂,中华文明政教一体、政教相维的政治秩序观可以追溯至突破前的巫术性宗教背景.     

“轴心期”形成的犹太教文化传统对后世之影响——兼对“犹太模式”的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期"的概念里,犹太人所创立的以犹太教为主旨内容的希伯来文明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一样成为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探讨轴心期产生的犹太教对后世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可以看出三者同属犹太系宗教的范畴;根据汤因比提出的三种文明解体的模式分析当今世界的格局,可以发现美国似乎正在成为罗马帝国的翻版,而道德至上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则给世界的美好未来带来了一丝希望之光。同时,由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属犹太系宗教,有着很多根本的相同点,所以在人类要共同面对生存危机的条件下也许可以实现和解而和平共处。     

新旧中原文化与中国轴心突破——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中国轴心突破研究是以对"轴心时代"(或"轴心期")和"哲学的突破"概念的接受为前提,对中国哲学开端进行的研究。新旧中原文化及其在春秋时代的发展构成诸子轴心突破的思想背景与突破对象。余英时的轴心突破研究跳过整个春秋时代和周初之后到春秋时代"天"观念的变化,直追殷商巫文化,时代上的巨大跳跃反映的是思想上的重大缺环。余英时的研究是为了印证和补充雅斯贝斯的观点,在这种研究中,中国成了注脚。     

中国哲学诠释四论

正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观点,"轴心时代"之所以塑造了之后的人类文明,在于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发生。令人自豪的是,中国哲学作为原创性学问,不仅与印度和西方哲学发生于同时,而且也对塑造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说:"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希腊贤哲如云……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1))     

文明类型论纲

与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显得远远落后.基础理论面临的任务是"科学革命"和"范式"变换.要完成这一创新任务,必须与时俱进,转换理论视角--从过去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视角转向研究文明类型的视角,从中弄清楚中华文明的类型、特征和发展规律,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主导性整合要素是划分文明类型的根据,据此可以把世界现存主要文明划分为宗教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等类型.不同文明有各具特色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有各自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偏向和问题.从发展趋势看,宗教将逐渐失去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不同文明类型之间将逐渐趋近.文明类型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与时俱进具有重要作用,也对继续推进改革有指导作用.     

“轴心期”的文化精神变革

（一）“世界历史的轴心期”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按照雅斯贝斯的说法，这个“轴心期”是“在公元前5O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80O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在此期间，“世界上的所有三个地区（指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个时代产…     

关于中国文化发生学研究的思考

一、关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基础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800年至200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依然依托于这些基础。……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①“轴心时代”是东地中海、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文明时代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典籍——“元典”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华元典——一《诗》、《书》、《礼》、《易》、《春秋》等成书并修订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之间的春秋至秦汉之际。先秦诸子书《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等…     

"三代之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本体构成和精神接续

中国古典学本质上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以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为本体,而两汉至清对经典的文献整理、义理阐释和考据证明学则构成了古典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城邦社会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社会空间;礼乐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土壤;器物艺术是中国古典文明的证明形式;经典时代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古典文明的独特书写形式。古典学的本质是接续古典精神,以复古为解放,激活人类生命和创造精神。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个研究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治世。三大治世的形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盛极一时的殷商、大秦和强隋的覆灭,使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三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自觉地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全面实施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高度重视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三大治世的辉煌成就。而西周礼乐、汉武盛世和开元盛世则是由三大治世孕育而来的文明景观。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     

从元杂剧中士子的情场失意看元代士子地位的败落

在我国古代,有“士为四民之首”之说,士子向来受人尊崇,但在元代,士子的地位不再那么神圣。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他们没有了进入仕途的阶梯;卖官鬻爵,使得穷士子难以挤身仕途;世袭之风严重,使官职成为蒙古、色目人的传家宝。统治者对士子的轻视等原因,使得士子的社会地位在元代非常低下,从而使士子落魄和贫困,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当然不能和商人作有力的竞争,从而败下阵来。     

春秋以前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春秋以前是单纬度的,即宗教之天。事实上,夏朝和商朝的天概念是宗教之天,但从周朝开始不再是单维的宗教之天,而是同时兼具了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这两种内涵。这给春秋以降各个思想家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天概念进行迥异的具体阐释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有符合本初意义的理解。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先秦诸子平均思想研究

平均或均平,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先秦诸子,关于平均思想有丰富的论述,是中国古代平均思想的源头.研究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启发意义.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社会平均的核心是社会公平.先秦诸子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上,分为不同的学派,但在平均思想上却没有明确的思想分野,这是一种文化共生现象;它更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