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伊藩王世系补正

明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封第廿五子朱(木彝)为伊王,至永乐六年就藩洛阳。明代后期,神宗朱翊钧又封其子朱常洵为福王,至万历四十二年就藩洛阳。两代藩王所营宫室“崇台连城,拟帝阙”。但历经沧桑,王宫建筑多不复存,惟伊王府宫城南门之三座砖砌门洞尚在,即今洛阳老城西大街旧府洞。福王之藩洛阳,在伊王府的基础     

“靖难之役”的胜败原因究竟何在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寿终正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登极(是为建文帝),诏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命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与兵部尚书齐泰共同参政.又用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凡大政多所咨询。是时,朱元璋诸子皆以皇叔之尊,拥重兵边陲,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建文帝在齐、黄等臣僚支持下锐意削藩,打击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势力,致使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借口“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而“靖难”兴师.四年六月,燕师兵陷南京,推翻了建文朝。朱棣篡位称帝,这就是明成祖。这场战争,史谓“靖难之役”。     

西汉削藩的两个问题

西汉的削藩是汉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实行削藩前,汉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郡国并行制,其时诸侯王踌躇满志,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实行削藩后,汉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仅在名义上是郡国并行制,而在实际上却是郡县单行制,其时诸侯王一蹶不振,终成外无强藩之局,今仅就以下两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尚祈贤者正之。一、如何看待王国的尾大不掉和削藩原因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出于战胜项羽的策略考虑而分封异姓王,这对于最后打败项羽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楚汉战争结束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因此,刘邦又出于消除异姓王威胁的策略考虑,并“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而分封同姓王,结果,终高帝、惠帝和吕后三朝,未见诸侯王反叛之举,史称“海内晏     

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的历史渊源

现代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日本现代企业集团的前身是近世的藩主家臣团,也称“家”,藩主与家臣的关系具有雇佣与被雇佣的性质。现代终身雇佣制起源于藩主家的主从制,年功序列制起源于家臣(武士)的继承制。     

略述马皇后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明太祖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是一个著名的贤德皇后。朱元璋之所以能成为“创业之君”,与马皇后的“内助之功”是分不开的。马皇后名春香(1331年—1382年)系宿州(今安徽宿县)人,其父马公和红巾军首领郭子兴是刎颈之交。公元1352年3月(元顺帝至正十二年),由于元末兵乱,马公避难至定远(今安徽定远),将二十岁的女儿春香给郭子兴作了养女。同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因兵焚皇觉寺,无法为生,决定从戎,投奔了郭子兴。公元1353年,郭子兴夫妇将养女许配给朱元璋为妻。郭子兴是一个性情暴躁、轻信多疑之人。有人故意挑拨郭子兴与朱元璋之间的关     

论朱元璋治理南方各族的政策

三朱元璋治理南方各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要注重“文德以化远人”,“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使之“礼乐教化,同于中国(指中原。下同——笔者注)”。就是说要采取一些施“恩”予“惠”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措施,以期达到民族同化,利于王朝中央治理的目的。这是朱元璋治理南方各族政策     

略论明朝代王府的犯罪

封王建藩是明朝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明太祖朱元璋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将自己的24个儿子分封各地,给予各亲王各方面的特权,分封于九边重镇大同的代王府,虽然在明初期对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明中后期,代王府宗室成员逐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本文将对代王府犯罪的表现形式进行论述,并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以便加深对大同代王的研究,也更清晰地看到明代封藩制度的弊端。     

论朱元璋兴孝以行养老之政

明太祖朱元璋自洪武元年(1368年)南京定鼎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寿终正寝,起讫31年,在治国安邦的宏业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大政方略,其中之一便是兴孝以行养老之政。 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历代特别是元朝失败的教训,在“治乱世用重典”这一思想指     

从平定“三藩”叛乱看康熙的军事思想

清朝康熙(1654—1722)皇帝在执政期间,曾称赞秦始皇“兼六国,罢封建,置郡县,是一统之盛”,①抨击汉初的分封制:“武帝分锡茅土,鲜克有终,于此可见封建之不可复行矣”。②由于他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因而面对南方“三藩”割据数省、北疆噶尔丹图谋自立、海上郑氏后代继占台湾等各霸一方的局面,康熙不仅重视武备,并且多次大兴师旅。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了“三藩”叛乱,接着乘军威震叠进取台湾,二十二年(1683年)7月,台湾郑克爽出降。此后,康熙为了对付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噶尔丹的策划自立,于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和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率师亲征。五十六年(1717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窜扰西藏进行叛乱,     

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为前代所无，乃朱元璋以文字杀人之一大“发明”。朱元璋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试论朱元璋在浙江金华的活动——兼论朱元璋早期的政治观、军事观、人才观

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朱元璋,亲自率兵攻占金华。为指挥浙东军事,他在金华住了半年,至翌年六月始还建康(今江苏南京)。在金华期间,他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而攻占金华又是朱元璋接受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建议以后的首次重大军事行动。研究朱元璋在金华的活动,对于了解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和早期     

清朝“直省-藩部”二元结构下的边疆治理经验

清朝在入关前即统一了漠南蒙古,明清鼎革之后清朝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乾隆朝大一统时,清朝疆域内的藩部相比清初更多,故清朝“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有所强化。清朝在直省和藩部地区推行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即在中原直省地区总体实行府州县体制,在西藏、蒙古、新疆等藩部地带大体实行具有一定自治权的特殊体制,如札萨克制、噶夏政府制等。通过研究清朝在藩部地区实行不同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治理疆域时,不仅要因地制宜,也要因时制宜,以确保政策顺应历史趋势。     

明代开封周王府

朱元璋在推翻蒙古封建贵族的群雄逐鹿中取胜。建立明朝,分封诸子于全国要地。当时开封是他的第五子朱橚(周王)的封地,称周藩。 周藩从洪武十一年建藩,至崇祯十五年完结,计二百六十四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周藩在开封的二百余年间,宗支蕃衍,权势很大,是开封乃至河南的一个最大的剥削集团,明代开封的繁荣与衰败,都和它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明代周王府的兴衰历史,对了解明代的藩封以及明代开封的历史文化特点,是必要的。     

从胡林翼未刊信稿看太平军击毙罗泽南之战

太平军战史风涛万里,从一八五五年四月到一八五六年十二月所进行的武昌保卫战是重大而出色的一役,而在此役中,一八五六年四月在武昌大东门外炮中湘军头目罗泽南堪称有力的一击。洪山绝顶上那座巍峨的宝塔之西二百米处,有一块铭镌着“罗公捐生”的石碑(今已不存),指的就是罗泽南中弹后殒命之处。而附近的罗公祠(今已不存)则是咸丰皇帝闻讯震悼,诏示为旌表罗泽南之忠节而建立的专祠。封建史家们喟叹罗泽南之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歼,天下借之。”但革命人民却以另一种感情看这件事:     

朱元璋当皇帝是蜕化变质吗?——与张永禄同志商榷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载了张永禄同志的《试论朱元璋的蜕变》(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朱元璋由一个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后来逐步蜕化变质,在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做了明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彻底背叛农民革命”,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据说蜕化变质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以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主要是封建帝王思想和孔孟之道),“对朱元璋进行思想腐蚀和影响”;一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阶级     

“三藩”叛乱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关于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

由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率先发难的“三藩”叛乱,不仅给刚刚挨过明末清初战乱之苦的广大百姓带来新的灾难,给刚刚在中原确立统治地位的清王朝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而且又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其中,浙江地方当权者和清廷之间关于叛乱期间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就颇为激烈。康熙十三年三月,藩驻福州、割据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挂而叛。浙江与福建联疆,“闽省突变,浙壤震惊”。耿精忠叛乱伊始,即“分兵三路北伐。一由东路,取浙     

“醒贪”与“惩贪”

鉴于元末贪吏横行、社会腐败,终致覆亡的教训,朱元璋深知“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于建国之初的洪武四年即“命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洪武二十五年,“命户部备录文武大小官品数,给俸米之数,以米计谷之数,又计其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是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太祖实录》卷二二零》)以“吾民之艰”与官吏之“坐享天禄”相对照,从而促贪吏之“醒”。但,总有冥顽不醒者,因而不能不“惩”,朱元璋对此亦不曾手软。据     

论朱元璋对蒙古的“威德兼施”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为了完成全国的统一,巩固明朝的统治,制定了“威德兼施”的政策,力图运用军事征服即所谓“以威服之”与政治怀柔即所谓“以德怀之”相结合的手段,来解决蒙古问题。本文拟就朱元璋这一政策的制定、执行情况及其成就与不足,作些探讨。 岭北之役的失败与“威德兼施”政策的确定 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在出兵北伐时,就注意运用他在兼并战争中利用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来消灭敌对势力的经验。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一月,他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即发布檄文,宣布:“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刘基撤座之说发生时间考误

<正>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拥立韩林儿称帝于毫州,定国号曰“宋”,建元“龙凤”,各地反元的农民队伍大多尊奉之。朱元璋不仅接受了韩林儿所授的官爵,而且于每年正月朔旦设韩林儿御座于中书省,行庆贺礼,以示尊崇之意。刘基受朱元璋礼聘到金陵后,初遇行庆贺之礼,怒而不拜,云:“牧竖耳,奉之何为!”这一历史事实,史家称为“撤座之说”。     

读刘基《郁离子》

《郁离子》是一部寓言、故事兼议论的杂文集。它的作者刘基(1310—1375)是元末明初的政治家兼文坛宗主。刘基在元代至顺四年(1333)二十三岁时举进士,先后任过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等职。至正十七年(1357)冬,因受到执政者压抑,愤而弃官归隐浙江青田老家。两年多后,应朱元璋征召,从此在朱元璋军中“委心听命”,“运筹帷幄”(罗汝敬《覆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