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四二一”结构:定义与研究方法

"四二一"结构是中国低生育率背景下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的一种特殊表达,既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广泛推行对中国家庭的深刻影响,又揭示了中国现阶段婚姻家庭乃至未来人口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系列的进展,但在概念界定与使用的方法上仍缺乏共识,导致研究结论的分歧和研究拓展的迟滞。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形势下,"四二一"结构是研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问题,以及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动的一个良好的载体和切入点。     

建设现代生育文化是现阶段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手段

我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取得的。要稳定我国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必须要加强现代生育文化建设。本文从实证和理论上分析了生育文化与生育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建设我国现代生育文化的对策选择。     

论稳定低生育水平

中国经济已进入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从可持续发展计,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必须把已出现的低生育水平稳定住。我国已经是低生育率国家,但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从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来看,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使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协调起来,积极寻求扩大内需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结合点,增加计划生育的政府投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处理好稳定现行政策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关系。     

论浙江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和稳定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浙江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目前已处于超低境地。浙江的低生育状况与全国有共同之处。又有其自身特点。浙江的生育水平虽然很低．隐藏着反弹的可能性,与全国同样有一个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问题。从浙江的实际出发,生育率应稳定在一个适当而合理的水平。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温、丽、台、衢地区,在城市应加强社区建设。     

关爱女孩与稳定低生育水平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一文件的提出，为我国2010年之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总体目标和实施方针。三十多年来，我们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但是，从我国人     

由“堵”向“导”转变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治本之策

当前,我们的低生育水平主要得益于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但是还很不稳定。随着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工作中不少问题也开始显露：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行政制约措施越来越弱化,对群众按时参加环孕检缺乏有效的约束力;村规民约中关于计划生育的制约性措施缺乏可操作性;社会抚养费征收也因缺乏有效手段而力度不够;打击“两非”行为收效甚少。因此,一些基层同志反映,政府对政策外生育和“两非”行为的实际控制力越来越小,     

超低生育水平下的山东省区域人口老龄化趋势比较研究

“超低生育率”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与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5以下．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时代。在超低生育水平下预测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并进行区域比较,发现不同区域的异同点。对指导山东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     

“三举措”稳定低生育水平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新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的首要任务。近年来,山东省临朐县为实现低生育水平的持续稳定,坚持把宣传、管理、服务作为实现“稳低”的重要举措,狠抓落实,收到明显效果。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动影响研究

随着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规模快速下降,中国能否避免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以及找到持续低生育率问题的主要原因等都是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以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受教育状况变化趋势的研究,提出总和生育率教育结构标准化和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分析中国低生育率机制形成的内部动力和关键因素。在对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结构进行预测基础上,研究受教育结构变化引起的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主要研究结果: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老化加速,2015年15-24岁低龄育龄妇女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1/3。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梯度差距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离更替水平越远,生育多孩的比例大幅度减少。若其他条件不变,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构成提高将会起到明显的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效果。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变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下降,教育结构变化的影响明显上升。预计到205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育龄妇女比例将接近70%,保守估计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超过1.40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在所难免,迫切需要消除影响生育的障碍性因素,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     

邦戈茨生育模型演变及其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新解释

邦戈茨模型是针对生育水平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关系进行探讨的经典模型。在基于生殖力的模型中,邦戈茨确定了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这四个中间变量。21世纪伊始,邦戈茨观察到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离,又提出了基于生育意愿的现代模型。新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生育意愿变量,并在摩尔根的推进下形成了囊括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进度效应、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六要素乘积模型。模型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情景下对生育水平的全新测量,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模型到可操作化应用、量化和机制分析的突破。应用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对中国的低生育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性别偏好、初育年龄的推迟、婚姻的解体、竞争性因素仍然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进一步对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进行了拓展,将生育政策纳入模型之中,发现政策本身对实现生育意愿发挥了抑制作用,在控制政策因素之后其他促进或抑制生育的因素仍然存在影响。此外,随着队列的晚近,不同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性别偏好、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完善以及差异化的政策实施具有一...     

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计划生育工作机制转变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与人口转变历程的分析,探讨了计划生育工作机制的转变过程,特别是对非政府组织(NGOs)对降低生育率的影响途径与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据此探讨并提出了适合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计划生育实践模式。     

"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动态关系:中国省级数据再考察

顾宝昌在1987年利用省级数据考察了中国的生育率,通过路径分析得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中国生育率都有重要的直接影响的结论.李建民在2004年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提出1990年代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些结论或假设,本文利用中国省级数据,再次考察"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结果表明在过去30年里,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下降,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增强.1970年代计划生育的作用是主导,1980年代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的作用基本达到了平衡,而19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主导."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呈献出一种动态平衡.     

关注大城市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口波动

根据上海户籍人口变动趋势的预测数据 ,具体分析出生人口波动引起的未来年出生人数“大起大落”的状况及其对产科床位、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发展所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建议各地计生部门应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 ,密切关注未来大城市户籍人口出生数的波动态势 ,加强未来出生人口波动的预测和预报 ,对现行生育政策作些“微调” ,因地制宜地搞好未来出生人口“削峰补谷”的宏观调控 ,引导年轻育龄夫妇通过适当提前或推迟生育 ,减缓未来城市户籍出生人数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