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形象的佛学意蕴

在《西游记》诸多人物形象中,孙悟空没有唐僧的宗教虔诚,没有猪八戒的尘思俗念,没有沙僧的谨小慎微。但毫无疑问,孙悟空是作者着墨最多,也是读者最爱的人物形象:他化解了市民的阅读期待同玄奘取经历史事件间的尖锐冲突,消融了佛门经典要义对真率天性的自然拒斥,生动形象地演绎了南宗禅"平常心即道"的佛学理念,在文学领域和中晚唐以后"呵佛骂祖"、"离经叛道"狂禅之风实现了异域同构,客观上加速了佛学世俗化、中国化的进程。     

中古晚期德意志市民与皇权结盟新论

市民与王权结盟,是欧洲各国在政治上走向近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在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和英国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城市一般也被视为支持王权、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力量。有的学者认为,中古晚期的德意志帝国不存在市民与皇权的结盟。在考察中古晚期德意志城市和皇帝的关系后,可以看出:中古晚期的德意志是存在着一种较为特殊的城市市民与皇权结盟的,这种结盟表现出稳定程度不够、结盟效果不同、城市并不总是支持中央集权和反对诸侯的特殊性。     

"春秋笔法"的文化溯源

"春秋笔法"是在宗周神权-王权的相互制约下形成,它有扬善抑恶、监督王权的神圣功能,同时也有诉诸宗周王权统治的政治性质."春秋笔法"的渊源和文化性质决定了所谓"书法不隐"只是后世不断期望达到的完美境界.在现实实践中,由于王权制约和史官的无奈,"春秋"类史籍必然带有迎合王权、美化王政、遮蔽历史的一面."春秋笔法"在发挥其"大义"功能时,有时却恰恰与历史的正义相悖.史官可以借用文字是与上天沟通,提供天帝与后人仲裁的功能,通过记录的途径来美化君王、遮蔽历史真相."直书"背后也隐匿着价值判断的偏颇、对历史事实的隐匿与遮蔽.     

《西游记》“六耳猕猴”意象的文化与心理学阐释

《西游记》中的六耳猕猴并非外在的妖魔,而是孙悟空的"心魔"。"六耳"一词在《西游记》之前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代表着第三者。在佛教中"耳"为六根、六识之一,因此"六耳"也可借代为由六根生发出来的六识,即人的欲念和妄心。从荣格心理学角度来看,真悟空代表着孙悟空的人格面具,而六耳猕猴幻化的假悟空则是孙悟空人格阴影的投射,真假猴王之战其实就是人格中面具与阴影的冲突。战胜了阴影,也就战胜了自我人格的魔性,但也代表着生命自由精神的削弱和反抗性的消失。     

论近代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形成的历史逻辑

近代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是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生长而逐渐生成的。货币不仅消解着特权,也促使着市民阶层与王权的共谋。于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重商主义的利益取向与传统价值体系的翻转为市民社会与自由主体的形成注入了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也使自由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伦理特质的现代特征。     

论都铎王权与贵族

强大的王权与衰弱不堪的贵族,一直是人们对都铎王权与贵族关系的传统看法.实际上,强大的王权并不完全是建立在软弱无能的贵族基础上的.都铎王朝的贵族政策充分反映出王权与贵族休戚与共的关系,王权离不开贵族,贵族也离不开王权,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远远超过冲突.尽管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都铎王朝贵族的政治地位依然是稳固的.     

查理一世之死与英国宪政体制的确立

尽管1351年的《叛国法案》有把国王推上审判席是叛国行为的规定,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同样为审判和处死查理一世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对"王在法下"、"议会至上"原则的坚定信念以及反对暴政的决心成就了这一最"革命"的行动。经过"光荣革命"的"反革命",英国用宪政框架吸纳革命原则,成就了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近代宪政体制。正是审判和处死查理一世坚定了资产阶级冲破旧制度障碍的决心,也以一种强大的震慑力粉碎了绝对主义专制王权复活的可能性,才迫使王权低头接受限制,资产阶级与王权之间才得以达成王权接受限制的持续妥协。     

苏美尔王权观念的演进及特征

苏美尔王权观念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后世巴比伦和亚述王权观念的根本源流。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王权萌芽及形成阶段、从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变阶段及专制王权加强和完善阶段。在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苏美尔王权的基本特征形成,主要反映在其阶段性、神圣性及至高无上的专制性等方面。     

鸡足山的诸王权——基于王权与山岳关系的讨论

处在"多文明接触过渡地带"的大理鸡足山,拥有众多的王权传说。它表明鸡足山的王权形态并非单一,而是多种王权在这里汇合。或者说,多种王权都企图在鸡足山上得到表达。鸡足山上保留的王权传说正是在王权终结之后,王权与山岳结合的产物。历史上在这一地带角逐、拉锯过的地方政治势力都试图以王权的形态在山川中得到延续和展现。文章试图对不同的王权形态进行分类,并找到彼此间的结构关系。     

试论中古早期西欧的"王权神授"

中古早期西欧"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理念起源于基督教的<圣经>之中,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蕴涵着浓厚的"王权神授"的政治理念,"王权神授"的理论是通过教会为国王施涂油加冕礼而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它赋予了世俗权力从未有过的神圣,但也给它加上了从未有过的束缚.涂油加冕典礼为以后罗马教会的教权高于俗权的主张提供了口实,同时也为教权与俗权之争埋下了隐患.     

英国都铎王朝的财政结构及王权和议会的关系

都铎王朝财政收入结构由普通收入和非常收入两部分组成。从都铎王权财政收入结构看,王权对议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突出体现在关税和议会税在财政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上。这种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权和议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王在议会"和"议会至上"原则萌芽以及王权有限性和议会权力增长等方面。这种独特的关系对英国政治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古代埃及王权历史表述模式的起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埃及的国王能以神的身份进行有效的统治,可见王权的思想起源很早,且思想深厚。和王权相关的有效的"历史"表述是王权正常运转的必备的宣传工具,象征性的符号体系、可视的文字艺术以及和王权的连续性相关的编年记录、王表与年代记等,一起营建起了强大、神圣却又神秘的王权形象。而象征符号、可视文字以及编年纪录的最初根基在早王朝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已经悄然铺开。     

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

中国古代的君权合法性包括王朝的合法性和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早期国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诞生,君主制度的建立,君权合法性论证的开始。君权合法性理论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王朝"正统"观和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的君权合法性论证体系。     

解析“市民社会”概念——国际关系学的视角

在<法哲学原理>第三部分的伦理篇中,黑格尔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的构成、性质和作用等."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和罗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具体内容也不断变化."国家中心主义"和苏东的巨变驱动了市民社会的复兴,全球化和通讯科技发达的背景又把它带入"全球治理"这一新领域.因此,对市民社会的理论探究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新学术视角和纬度,并且为我们从政策层面促进国内政治、社会结构与国际政治紧密结合提供理论依据.     

重建市民记忆：近代早期伦敦的历史话语与集体认同

在宗教改革到英国内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时期内,日益新教化的伦敦面临着传统集体记忆断裂的危机,同时,一个不断繁荣、崛起的伦敦需要共同的市民记忆才能在经济和政治动荡中维持城市的稳定。伦敦市民寻求历史资源以打造新的市民记忆。约翰·斯托和安东尼·蒙代塑造了伦敦市民史书写的中立化传统,在历史文本基础上打造的物质记忆和公共仪式,既能保证新教的主流地位,又注意接纳不同群体的记忆需求。但由于新教在市民阶层中不断发展,而且斯图亚特王权未能与伦敦市民建立合作关系,王权与城市在塑造城市记忆的过程中从共享记忆走向了竞争关系,最终在英国内战爆发时关系彻底破裂。在英国转型的关键时刻,伦敦重塑市民记忆的努力经历了“中立化→温和新教化→激进新教化”的过程,它保证了伦敦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没有像欧洲大陆的一些城市那样快速陷入社会撕裂的状态,维持了伦敦的长期繁荣,但却无力阻止英国内战的爆发。     

从"歌舞伎乐时代"走向"剧曲音乐时代"——论唐代散乐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启蒙

唐代是我国音乐史上"歌舞伎乐"的鼎盛时期,也是宫廷散乐由盛而衰的时期,通过对唐代散乐发展的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宫廷散乐逐步走向民间.随着唐代散乐的走向民间以及乐棚、勾栏等表演场所的出现,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出现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西游记》神魔叙述的“食货”结构形态

《西游记》在充分凸现神魔人欲的过程中,还别具匠心地让他们的各种经济诉求参与叙事,并使包含着丰富的世俗经济寓意的"食货"成为故事的构架。首先,在小说的叙事运动中,许多故事围绕"财货"的贪取而展开,上至佛祖,下至妖魔,几乎无不见财眼开,拨弄是非,制造麻烦,将取经故事搞得曲曲折折。其次,小说注意围绕"嘴巴"做文章,取经人要解决斋饭问题,孙悟空每一次化斋常常是妖怪攫取唐僧的最佳时机;而妖怪每一次邀请长辈来吃唐僧肉又都为孙悟空搭救师父赢得了战机。孙悟空、猪八戒也往往分别因为一时贪嘴而引出祸端。再次,在历次降妖除魔过程中,孙悟空的"买卖经"也引发了很多话题,小说据此推出了精于算计而又包赚不亏之类的基本叙述模式和构架。     

《西游记》寓意的人学解读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无疑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它通过孙悟空形象的塑造直接从本体论的高度对人进行了哲学思考。从中可以发现,小说文本既与陆王心学有某种联系,又不尽如前人所论是一部所谓"收放心"之作。孙悟空的诞生及其与生俱来的带有原始野性特征的个性自由精神,实际上就是人类童蒙时代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形象化体现。作者在肯定人类这种个性自由精神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对文明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因而在以"普渡众生"为目标的取经事业中,让孙悟空完成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超越,成了正果,即实现了自我完善,实现了人的价值———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而这也正是作者本人心路历程的对象化。     

《西游记》写猴与《聊斋志异》写狐之“尾巴”的功能——兼及“人身难得”的文化意义

《西游记》写孙悟空由猴子而"初世为人"(第七回),尚不能不有尾巴,尾巴成为孙悟空形象鲜明特征之一,对人物性格塑造、故事情节设计都起有不少作用,有关故事中的孙悟空可以说是成也尾巴、败也尾巴。《聊斋志异》写"狐狸的尾巴藏不住",每成为其事体败露、图谋无成之机。二者有异有同,有后先承衍的联系。其共同显示的"人身难得"观念,首先是佛教的,同时为道教所接受,而又接近于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之说,可谓中华传统文化要义之一。     

试论商代王权的专制主义性质

商代初步建立了专制主义王权。商王权对中央政府和王畿内的贵族官僚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贵族官僚对王权却没有制约的权力。商王权在诸侯国里虽然受到了限制，但王权对诸侯国的土地甚至对诸侯的人身（ 在入朝做官时） 都有任意处置之权。专制王权是在征服战争中产生的，但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