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的归隐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钟蝾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鲁迅先生说他“是我们中同赫赫有名的大隐”一说到“隐士”,人们就会联想起鲁迅说的另一句话:“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因而肯定陶渊明是隐士,似乎就等于否定了陶渊明的人格及其作品。一些人也正是用这种政治图解式的报论方法来评价陶渊明的。说他的归隐是逃避现实,激流勇退;是“耻事二姓”的封建愚忠;是“反现实主义诗人”;     

先秦时期隐士的名称及其分类

隐士的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因此，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隐士的思想，是在人类文明走过了那么一段路程之后，当文明的脚步稍感疲来的时期产生的。一、隐士的名称在战国、汉初的典籍中，已经有了隐土这一名称。“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志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①。“天下无隐土，无遗善”。②“齐有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③“魏有隐士日俱赢。”④在这些文献记载中，除第二条外，其它三条中的隐士一词都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专有名词了。隐者这一称…     

王维、孟浩然田园山水诗之艺术比较

王维、孟浩然都以田园山水诗擅场,世称王孟。文学史家往往将王孟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人,称做盛唐田园山水诗派。因此就给人造成一个错觉:以为他们都是隐居田园徜徉山水的诗人。这却是极大的误解。其实,王维、孟浩然都不是真正的隐士,都没有象陶渊明那样归园田隐居,而其生活道路、思想状况都有极大的不同:王维是由仕到隐,由积极到消极,最后退居别墅的;孟浩然始终想离开家园,登上仕途,终其一生,而未能如愿,然他的处世态度却始终是比较积极的。王维尽管在仕途上坎坎坷坷,未能青云直上,然他的官阶毕竟是由九品一级一级升到四品的。虽不能说向黑暗腐朽势力投靠,然而于李林甫、杨国忠等执政时     

孟浩然首次入京考

孟浩然是唐代一位重要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他上承二谢,下启王维。他的创作使初唐兴起并定型的五律得到巩固和发展。王维、李白和杜甫都表示过对他的倾慕,说明他的影响之大。深入研究其人、其诗对唐诗的整体研究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孟浩然一生行踪至今尚有许多疑点,入京求仕一事即为疑点之一。入京求仕一事是考求孟浩然生平事迹、研究其思想发展的关键,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些探讨。 对孟浩然入京求仕一事,有两种说法,即“一次入京说”及“两次入京说”。“一次     

孟浩然行止考实——唐诗人行年考之一

在唐诗中,孟浩然和王维并称王孟,是山水田园派的主将.论成就论影响,孟不如王.但在当时,孟比王大十二岁,,比李白也大十二岁,比杜甫大二十三岁,并且比边塞派主要作家岑参、高适的年龄都大,创作活动比他们早,是开派的人物.他擅长五言诗,而且也颇得李、杜王维等大诗人的推崇尊敬.在当时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为人,过去的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学者,把他捧得很高,似乎他浑身‘静穆”,是标准的隐士、山人.其实这是不虞之誉,并非事实.而两“唐书”孟浩然传又极简略,更加给人以这种印象.本文试图对他的生平作一较详细的考察,希望还其本来面目,也有助于理解他的作品.     

论孟浩然诗歌中情与景的关系

孟浩然诗歌中情与景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以情景交融来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风貌,这种复杂的风貌是由三种不同的关系类型构成的。通过具体分析我们发现,孟诗中情与景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景“合于人”的状态,而不是景“役于人”的状态。虽然孟浩然也有一些情景交融的佳作,但他并没有将情景交融这一后世诗歌重要的美学原则升华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孟浩然是一个带有过渡色彩的诗人。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

种放是北宋早期的著名隐士之一。他才识过人、传教著述、参与时政,受到了真宗以及时人的高度尊宠。种放与其他同时代隐士一样积极有为,其人生丰富多彩,代表了不“隐”不“仕”的宋代隐士风格。他们徘徊于江湖庙堂之间,继承了隐士之道,又为宋代乃至古代文化、政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隐士文化经历唐宋变革后的新面貌。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孟浩然《过故人庄》赏析

孟浩然(689—740),以字行,名不祥(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有《孟浩然集》四卷,存诗二百六十多首.孟浩然的诗在当时名气很大,与王维并称“王孟”,其田园山水诗,形成一种流派.李白赞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杜甫也说:“清诗句句尽堪传.”但他诗的境界不够开阔,缺乏社会意义,苏轼说:“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引).这话颇切中其弊.王仕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说他“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五言诗中,又以五律成就更高.《过故人庄》,正是五律中的代表作.     

论盛唐田园诗人心态的转换

盛唐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追求明丽清新、超拔脱俗、空灵静谧的意境 ,主要缘于他们隐士的心态 ,他们田园诗中的抒情主人翁是彻底完全的隐士。储光羲的田园诗开始用田父野老代替隐士幽人 ,但还未完全脱掉隐士的气息。在杜甫的田园诗中 ,则完全用野老身分观物抒情 ,对王孟隐士田园诗的抒情方式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造。     

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号起孟,他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4岁。幼年时期,他与鲁迅在一起玩耍;少年时期,他与鲁迅一同学习;青年时期,他与鲁迅共同切磋学问;成年后,又与鲁迅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鲁迅在1928年以后,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周作人在1938年以后,却由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隐士,堕落为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本文拟就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作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 ,由此而演绎出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唯文化至上”的日本文化观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论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先驱之一,他的乡村教育思想是他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他的乡村教育思想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心,以“教学做合一”为方法论,以培养实干家式的教师为主的师范教育为关键,统一于改造整个乡村生活的实践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乡村教育思想对于我们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初探

陶行知先生生于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中共中央闻讯后在延安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同志写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题词。周恩来同志称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的教育思想极为丰富,师范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学习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师范院校的建设,对师范院校师生,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如何学习他的师范教育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也谈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

在《中山大学学报》今年第一期上,我看了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写的《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简称“中文”)后,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一陶潜是“隐逸诗人”吗?不首先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理解陶潜及其诗文。“中文”以肯定的语气说:“陶潜是隐士,也是逸民,合称隐逸。南朝诗论家钟嵘说陶潜是‘隐逸诗人’的老祖宗,这话是不错的。”鲁迅写过一篇杂文,对所谓“隐士”有十分精彩的分析。他说:“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非隐士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     

平生重交结,为多山水乐 --孟浩然的自我审视与人格追求

历来人们大多认为孟浩然的归隐源于仕途上的挫折和政治的毫无出路,这一看法有些一厢情愿,忽略了对孟浩然自身兴趣的关注.虽然有关孟浩然的史料相当稀少,但从现存他的诗歌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对山水的爱好是由衷的.这决定了他交游的对象、他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风格.     

论范仲淹的“儒隐”情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它不仅被视为作者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后代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政治准则,范仲淹的历史形象也因此被定格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然而,在他身上除了有儒者积极入世的情怀之外,还有隐士安于隐逸的思想。最为关键的是,范仲淹在“隐”和“儒”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并巧妙地将“隐”和“儒”的矛盾统一起来,整合成为一种安贫乐道、中庸平和的处世方式,而其自身也成为了这种新模式下的新隐士——“儒隐”。     

“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概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最受赞誉,以后由于其“落荒”与变节而又最遭谴责的一名作家。文如其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也便刻印着他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留下了他反叛旧社会、旧思想的印迹,一方面也显示着他消极遁世、远离尘世的“隐士”色彩。因而,从周作人走过的文学道路中,特别是从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去考察“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李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軍事辯証法思想

李筌是一位长期被忽略了的唐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約为唐玄宗时人,生卒年不詳,著有《阴符经疏》和《孙子兵法》的注解、《太白阴经》等书。有丰富的軍事辯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他在青年时期曾隐于嵩山。唐代有些求仕进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出身門閥士族,就要经过科举考試。也有以隐士身分作为进仕之阶的,即所謂以終南为“仕宦之捷径”。少室为嵩山三峰之一,与唐东都洛阳相去不远,李筌原来是“少室布衣”,后来曾任荆南节度判官,后做到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