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独秀之我见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革命运动做出过重大贡献.大革命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种种因素的影响,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导致中共蒙受巨大损失.其在晚年被开除党籍,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但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争论,仍是如何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方式上的分歧,并没有从事分裂党和卖国的活动.其晚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思想,也有独到之处.随着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学术氛围的宽松,中共中央及学术界对晚年陈独秀的评价有了新的变化.     

毛泽东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的拐点。在空前团结、合作、民主、进步的气氛中,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毛泽东以全球反法西斯与全国抗战的全局视野密切关注武汉,通过文章、电文、信件指导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紧密合作,为"武汉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首先,他将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导集团进行合作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促进国民党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向国民党建议武汉会战实行的战略、战术;同时指挥八路军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运动战,策应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粉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最后,组建新四军,策应武汉抗战,并为武汉沦陷后的华中抗战预留伏笔。     

陈独秀的抗战言论再评价——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

陈独秀在武汉时期的抗战言论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政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抗战性质、指导路线、领导权等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与中共的抗战纲领基本一致;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其中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全面审视他在这一时期的抗战言论,对于认识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仍有重要意义.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托派组织,然而在1937年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以后,他与托派就再也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了。探讨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和离异的原因,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本文谨以此为目的,求教史学界。(一) “二次革命论”作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自它形成之日起,就受到党内的不断批判。“二次革命论”认为,既然目前的革命(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     

略论民国后期国民党对山东会道门的策略论析趋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消灭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力量,实现一党专政,加强了对会道门的控制、扶植和利用,使山东会道门得到迅速发展,山东会道门也乐于投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反共的忠实工具,给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巨大危害。     

陈独秀与托派

<正>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是否堕落成托派?这个问题在过去的有关文献和文章中,都有肯定的回答。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有人对陈独秀曾是托派,提出了疑义。怎么会提出这个疑异呢? 因为近年来,有的回忆材科说:“一九三七年陈独秀出狱后,曾向当时的《中央日报》主编程沧波申明:‘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但我不是托派。’”还有的同志提到:陈独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一九三八年三月,还在致《新华日报》的信中说:“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在在,我不甚知道。”对于陈独秀的这些说法,应当怎样理解?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抗战初期武汉周围堤堰破坏与武汉焚城

通过对档案资料的分析研究,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武汉周围堤堰破坏与武汉焚城的史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一贯性。     

陈独秀与党内合作形式

陈独秀与党内合作形式张玉玲第一次国共合作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却经历了一段曲折。中共＂二大＂提出联合战线即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策略方针，旋即中共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又确定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抗战前期,国共关系相对融洽,中共大多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尤其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中共不得不采取隐蔽与潜伏的策略。中共在国统区高校播下的革命种子,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壮大,很快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陈独秀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言说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给予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以很高的评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为了否定南京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就对国民党奉为其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予以全盘否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又赞扬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政治符号:辛亥革命与近代国共关系

辛亥革命在近代国共关系中具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国共两党曾分别从各自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诠释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共以辛亥革命的失败来论证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并把国民党"清党"后的行为视为对辛亥革命事业的背叛;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初期,也认可了中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国共两党由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国民党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则将"北伐"视作辛亥革命的连续。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从辛亥革命中汲取理论养分,宣扬各自的抗战理念:国民党偏重用辛亥革命的历史来宣扬"抗战建国",突出自己对辛亥精神的继承;中共则以辛亥革命的教训,强调抗战到底、加强统一战线。抗战结束以后,国共两党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学说改造中国,冲突最终变成全面内战。中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是辛亥精神的继承者,必须继承辛亥革命未竟事业,要将反帝反封建进行到底。由于中共正确把握了辛亥革命的真谛,因此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陈诚与武汉抗战

在武汉抗战中,陈诚作为武汉卫戍区总司令在政治动员、舆论宣传、军事部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武汉三镇及其周边完全纳入了战时轨道。作为第九战区司令官,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万家岭大捷等胜利,为粉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作出了贡献。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他以持久战理念发动全民投入抗战,同时也施行了许多限制共产党、维护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提出了新湖北建设的指导原则,为保护湖北教育事业基础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他还成功主持了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内迁,为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爱国主义是陈诚人生旋律的基调,武汉抗战是他展现并践行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阶段。     

浅谈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失败的原因

抗战爆发后,中国出现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两个战场,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主要战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武汉会战评析

一、“保卫大武汉”口号的提出历史事实表明,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是比较和谐的。这种合作的主导原则是共同抗日。当时压倒一切的最高政治任务是挽救民族的危亡,将日本侵略者逐出中国。武汉会战正是在这种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氛围中展开的。始终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以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抗战路线、政策发挥着政治领导作用,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抗日的主力军于由.武汉会战处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在国统区中处于执政地位,并掌握军事上的指挥权,因此国民党就成为正面战场的组织者和决策者。武汉会战中“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国民党提出的.     

李汉俊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杰出贡献

从理论传播与革命实践两个方面阐释李汉俊对中共创建的历史功绩。在理论传播方面:从1919年到1922年,他撰写、翻译了100余篇文章。在初期传播史上,他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第一个揭起批判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第一个将彻底的唯物论与"自觉辩证法"打通为一,第一个全面介绍国际共运史,与陈独秀创办中共第一个无产阶级大众刊物《劳动界》。在革命实践方面: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直接筹备了中共创建。主要有:与陈独秀等5人于1920年6月创建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起到了中共发起组的核心作用,与陈独秀等帮助湖北等地区创立党的组织,在中共一大上发挥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争取地方实力派概况(初稿)

抗战期间,四川是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我党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因此,四川,特别是重庆,成了党领导抗日民主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的重要阵地。在这场斗争中,我党南方局在争取地方实力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显著。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日军逼近武汉,我党长江局于十月由武汉撤至重庆,改名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复电批准了南方局的组成名单。南方局是党中央在国统区的派驻机关,直接实现党中央对国统区人民抗战的领导。因此,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争取地方实力派在内,坚持抗战,是其主要任务。 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降日倾向日益增长。此时,四川党的组织自抗战开始以来,已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党员已近四千人。这使国民党顽固派极为不满。以此,他们在一九四     

中共创建时期的张太雷与陈独秀

张太雷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的五四运动精英和中共创建人之一,受陈独秀的影响很大。当他完成中共最早派往共产国际使者的使命归来时,已成为此期党内马列主义水平的代表。在当时中共作出加入共产国际这个必要也是必然的抉择时,又给予陈独秀以热忱的帮助和影响,着力协调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陈独秀也很看重张太雷,他们为完成党的创建工作而共同努力。     

关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评价的两个问题

分析和研究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必须注意二个问题。一、要历史地看待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当时实际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忽视国民党军队采取的一些战略性撤退；二、蒋介石的抗战心态可谓“一箭三雕”：打败日本侵略者、削弱和消灭中共及其革命武装、削弱和消灭威胁其统治的各派军阀。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实际行动自然互为矛盾，这就势必影响抗战的成效，最终招致了初期抗战中不应有的损失     

延安时期中共与美国民间交往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与美国开展民间交往活动,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和歪曲宣传,使国内外人民了解中共的抗日真相和政策主张,从而使中共从延安走向世界,这对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也产生一定影响,为中共从局部执政到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共在处理与美国关系中展现的独特外交风范,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开创国家外交关系和党际关系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