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剩余权分配问题解析

伯利和米恩斯的研究掀开了经济学家对企业剩余权问题研究的序幕,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发展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做到了尽善尽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本文主要通过对自伯利和米恩斯以来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与归纳,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些文献至少有两个问题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一个是企业所有权问题,一个是企业剩余分配的基本原则,这两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剩余权最优配置探寻与国有企业改革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将无法完全的部分称之为剩余,而与剩余有关的一些权力,称之为剩余权。假定剩余权分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是针对不确定性产生的利润而言的,而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的一些生死攸关的决策,并将这两种权力统称为剩余权。既然剩余权力面临着配置问题,那么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最优。我们通过对一元产权企业、二元产权结构企业与多元产权结构企业的分析得出企业剩余权的配置可能存在最优解,即当所有要素对应的剩余权力变化至要素的剩余权边际贡献相等时,企业的剩余权配置达到最优,而要素剩余权力边际贡献的改变则要依赖于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形成了由要素相对重要性为起点的均衡剩余权配置的关系,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国有企业改革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完善社区型股份合作社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配置的若干思考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是企业所有权的表现,是企业效率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我国农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明晰、股权设置封闭、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给农村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隐患。对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研究是打开公司治理理论大门的"钥匙",我们可以借鉴现代产权理论,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原则,通过科学、合理配置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来促进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的原因在于农地产权性质发生变迁.1978～1992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多地赋予了农民剩余索取权,农民并不拥有多少剩余控制权;1993年后,农民不仅获得了剩余索取权,而且获得了剩余控制权.与第一轮土地承包相比,第二轮土地承包赋予了农民更长的承包期,并在农民这一层面上实现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因此,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更利于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长因而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     

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的分析与探讨

作者论证了人力资本是有别于生产资料形态的资本即狭义资本的一种特殊资本形态，这种内生性的资本形态属于广义资本的范畴，认为既然人力资本与其它的物质性资本都是广义的资本形态，都属于生产要素，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要求，等量价值的资本或等量价值的要素产权，就应该分享同样份额的企业剩余。在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特别是管理型、技能型劳动力的所有者，在收入分配中不仅应得到相当于自身价值的工资，而且还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企业剩余。     

论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基础上的适当统一

根据对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关系及其演进机制的分析,提出企业制度的演进趋势是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基础上的适当统一,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基于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复杂的配置关系及由此产生的不同代理问题,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协调取决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有机统一,而其前提条件是消除制度与市场约束.     

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配置与约束机制选择

本文首先从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分析了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的发展变化。从古典式企业到现代企业,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因而需要替代性约束机制对经营者进行约束并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进行分析,由于“所有者缺位”,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官员控制;放权让利的改革虽然使国有企业获得了一部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但却导致了所谓的“内部人控制”,同时政府依然保持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形成“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使得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从五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与约束机制。     

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与剩余索取权新论

关于剩余索取权的问题,必须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解决。无论未来经济如何发展,人力资本都不可能超越非人力资本,也不可能改变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可分离的产权特性。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决定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他们最有资格拥有剩余索取权,由人力资本所有者独享剩余索取权的推测仅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人力资本层次性剩余索取权分配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兼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存在性

人力资本产生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在人力资本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有三次嬗变,即技术专家人力资本、管理者人力资本和劳动者人力资本不断脱颖而出和不断强化的过程.以人力资本为基础进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应该是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私营企业剩余索取权界定与雇用工人权益维护

分析私营企业中的剥削问题，需要从理论上阐明企业中的“剩余索取权”的归属。传统企业制度和 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中的“剩余索取权”的处理方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分析。在现代法制社 会，资本所有者凭借要素所有权而“无偿侵占工人利益”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和不合法的。按照经济学的分析， 所谓剥削。是指某一要素所有者凭借某种特权而获得了其贡献以外的超额所得。在我国现阶段，维护私营企 业内部雇工权益的主要力量是政府与工会。     

论基层法官剩余权的保留——由“黄陵模式”引起的思考

"黄陵模式"打破了原来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等庭室分立的建制,以法官室取代庭室的分立与分割,对案件实行流程管理和一揽子处理,是对我国长期形成的审判机制的改革.这个改革引申出了诸多深层次法治理念乃至于法律制度的问题.文章由"黄陵模式"引发了对基层法官在实现法治和谐中权力的思考,提出了基层法官剩余权的概念以及应当保留基层法官剩余权的命题,从基层法官剩余权的涵义、基层法官剩余权尚未保留、基层法官剩余权保留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黄陵模式"及其主审法官制的时代合理性.     

剩余索取权的演变与现实

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 ,剩余所有权由资本所有者所独享 ;在人力资本理论方兴未艾的今天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 ,于是 ,正视劳动力产权特征 ,并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剩余索取权 ,将是激励劳动积极性与提高生产效率的必经之路。体现劳动者分享企业剩余收益的形式被称为分享经济 ,在我国 ,实现这一分享特征的制度是股份合作制     

人力资本要素的二次定价与企业剩余的分割

人力资本交易契约的不完备性决定了人力资本要素具有二次定价的特征,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剩余的分割不应理解为"间接定价"或"激励".普通生产者也具有剩余控制权.二次定价决定了所有生产者对企业剩余的分割隐含规定于交易契约中.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制约了企业在第二次定价过程中的违约行为,为人力资本要素的第二次定价提供了保证.     

证监会与证券业协会监管权配置研究

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自律组织地位是影响我国证监会与证券业协会权力配置的根本原因.修改后的<证券法>虽然进一步明确了证券业协会在自律监管中的主导作用,但是在实践层面依然存在独立性不强,自律监管权狭窄的情况.为了实现二者监管职能的互补和高效行使,证券业协会应重点在纠纷解决机制、信息收集、市场创新和场外市场监管方面有所突破.     

人力资本、默会知识与企业剩余索取

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承担者。如果人力资本不能用于专用性的生产投入,其所有者收入会大幅下降。企业经营风险会造成人力资本的巨大的“效用”损失,从而保证人力资本不会滥用和掠夺非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专有的“默会知识”,这种知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的生产性资源,人力资本凭借专有的“默会知识”在企业剩余分配的谈判中居于有利地位。     

社会主义劳动力要素的剩余索取权与全要素所有制

按照传统的理解,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公有制。但现实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种限制。劳动力要素没有剩余索取权,这正是一切剥削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也是雇佣劳动的本质所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必须与雇佣劳动彻底划清界限。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完成状态是全要素所有制。     

非互助化证券交易所监管权的法律配置

证券交易所非互助化是现代证券交易所发展的重要趋势.非互助化证券交易所承担着监管职能,非互助化证券交易所监管权是建立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市场治理的基础之上的,其本质是一种契约式治理.非互助化证券交易所监管权内容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规则制定权、证券交易所市场监管权、证券交易所惩罚权、证券交易所争端解决权与起诉权等.     

企业制度中的组织剩余

现有的企业理论通常将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中的“剩余”理解为“剩余收入”、“准租金”、“准组织租金”或“组织租金”。本文在梳理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的这种剩余宜解读为“组织剩余”。从根本上说,企业是资产所有者尤其是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创造和分享组织剩余的一种合约安排.文章在组织剩余的视角下,辨析了利润最大化和组织剩余最大化的企业目标,探讨了企业规模的可行区间和最优规模,并为求解企业最优规模提供了一些分析思路。     

论国家规范权

本文从对“以权力约束权力”相关问题进行的讨论入手,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从国家权力科学配置的要求和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的目标出发,提出整合国家规范权的建议和完善我国国家检察权的设想.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配置的法治化及其实现

为防止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失范,把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配置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我国行政法治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在法治化的目标和原则下进行考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原始配置和不同种类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具体配置都凸显了一些现实的问题,有必要进行规范和改进,以完善法律的内容和规范制度的建构。保障该权力合法、适当的运行和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