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郑振铎和季羡林与印度民间文学

现代中国学术界对印度民间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大体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许地山、郑振铎和季羡林。许地山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翻译和介绍印度民间故事的梵文学者。郑振铎对印度文学有特殊关注,在研究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的时候经常以印度故事为参照,进行对比研究。季羡林在译介和研究印度民间文学方面著作更多,成就巨大,是该领域当之无愧的旗手。     

许地山小说创作的佛教情结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受佛教影响的作家有许多,而没有一位能与许地山相匹敌,许地山先生为佛学宗教学比较研究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妈祖”原型与许地山小说的关系

本文从民俗学角度阐释妈祖文化对许地山创作的影响。妈祖从一个真实普通的女性演化为特异的神灵,并在长期流传中浸染上宗教色彩。小说中人物刻画、意象营造和情节建构都与妈祖原型叙事存在着同构现象。     

许地山作品中的意象及其与传统文学意象的关系

许地山是一位很特别的作家,他的作品给人一种戛戛独造之感,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他对意象的别具匠心的选择与营造.这些意象有着丰富的意蕴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按取材的不同,可分为自然意象、社会生活意象、宗教意象等.他在意象的选择上对传统文学意象多有借鉴,又并非一味的因袭,许多意象具有现代性和个人性特征.     

浅论佛教思想对许地山早期创作的影响

许地山，原名许赞坤，笔名落花生。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作家，而且在台湾文学史上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的文学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宝库。1893年2月14日，许地山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府。他的父亲许南英是晚清进士，一位在台湾颇有影响的诗人和爱国官员，     

中国古典美学与许地山的创作

同五四时期的多数作家一样,许地山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并善于从中吸取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肉。因而,他的作品多表现为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理想,表现了一个炎黄子孙所特有的心理结构。他的作品,特别是其小说,除了具有引人入胜的曲折故事外,人物的情感美、道德美,以及富有生趣的意境美,闪耀着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光辉。这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美学理想     

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

作为意识形态,宗教的产生既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相联系,又有文化上的继承和渊源.藏传佛教也不例外.西藏的地理位置与印度和尼泊尔接壤,其佛教的输入源泉(特别是后弘期)主要来自印度,因此,藏传佛教与生俱来就带有印度佛教的胎记;另一方面,西藏之所以能够接受印度佛教,也与其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以及藏族当时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汇--许地山小说《玉官》重评

<玉官>是许地山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目前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不够且评价歧异较大.本文认为,作为一部反映中西文化冲突,特别是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的小说,<玉官>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印度人与印度的经济联系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印度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印度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他们是印度崛起的重要海外力量.就海外印度人与印度经济联系的发展趋势,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但总体而言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经济影响的积极趋势更为明显.     

许地山小说宗教情结综论

苦难的现实、博大的人道情怀及对宗教的亲和力 ,导致许地山小说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幸福在彼岸、宿命论、破“我执”、“无我”、“利他”是许地山小说宗教意识的具体表现。宗教意识在许地山的前期小说中显得直白浅露 ,在后期小说中变得藏而不露。宗教情结既成就了许地山 ,也局限了许地山。     

论许地山的“安乐”观

许地山的"安乐"观将精神因素放在首位,对"安乐"的内涵有着独特的阐释,是他的悲剧意识与博爱思想之间的桥梁,在其人生哲学中占极为重要的位置,是理解他的人生哲学与整个思想的关键.     

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具有高度的精神化和宗教化,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与统一。本文认为,印度文化的宗教性或宗教性的印度文化堪称是印度人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就更不用说这正是印度文化的独具特色之处了。     

从奈保尔的印度游记分析其对印度文化的疏离与误判

本文通过分析奈保尔在两部印度游记中对印度文化的评论,探寻这位英籍印裔作家对母国印度文化的疏离与误判。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黄淮流域和中古学术文化

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上,大多数重要人物的籍贯在黄淮流域一带。三国到东晋南朝时期重要的学术、政治人物多出于这个地区。东晋一代,南迁的黄淮流域的士家大族把持着政坛和学术文化界。南朝以后,这一区域人士在政坛、文化艺术界的影响逐渐下降。黄淮流域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上的兴盛,有其传统和经济上的原因。春秋战国以来,这一区域的文化就处于领先地位,即使两汉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但活跃于政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仍多出于这一地区。当时黄淮一带经济繁荣,人才辈出,门阀制度也维护着黄淮流域高门的文化地位。     

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比较

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茅盾分别发表了关于徐志摩评论的文章。前者从传记的角度切入,后者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介入,所得结论判然有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这种不同声音当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文学阵营之间的阶级斗争。七十年后的今天,重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他们仅仅是用不同的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徐志摩一生经历,即从积极乐观转入低调悲观这一事实的诠释。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同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因此,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又显示了"外部研究"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文本内蕴的巨大历史张力。对于文学史而言,两种批评方法不仅不会排斥,相反却有着互补的关系。     

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与越文化传统

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表现在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他的"异端"一方面来自先辈的异端精神的感召,一方面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等"新神思宗"哲人以及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的重大影响。作为"固有之血脉"的越文化是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其为鲁迅吸收西方文化而"不后于世界之潮流"铺平了道路。越文化精神的先进性激励着越人后俊鲁迅,使其敢于引领思想文化潮流。越文化传统中的叛逆性和坚韧性,孕育了鲁迅彻底的反叛主流话语的秉性,最终铸就了以"深刻"著称的鲁迅。     

西晋文学三题——兼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商榷

本文讨论西晋文学的三个问题:一,西晋文学以"绮靡"为主潮,但也曾有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左思、刘琨对愤懑和灾难的抒写。二,不能简单地从西晋短暂安定繁荣的社会中去寻找"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西晋"清议"的颓弛、玄学思潮的兴起和士人卑俗的人生旨趣等方面更重要。三,西晋文学大力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华美特征,同时遗落、摒弃了前代文学中"情"这一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偏执地走向重精致、细腻、工巧等文学形式美的西晋式的华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认为:"自公元420年至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本文所论有与这种看法进行商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