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特写报告集编辑的一点感受

一特写报告无論就我們中国文学或世界文学来說,都是一种年轻的文学。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工农兵通訊运动委員会,1931年在左联的执行委員会决議《中国无产阶級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了在形式方面,“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宣传艺术……等等”。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識地提出和組織报告创作的开始。而正式以报告命名的作品,则不能不推1932年出版的反映一二八上海战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但因此而說在这以前中国还沒有报告或类似报告的作品出現,也是不确实的。既然高尔基可以举烏斯彭斯基和莫泊     

用火热的心血写成的报告——读“孤岛”时期的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

报告文学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孕育成长的,从它诞生一天起就成为无产阶级手中有力的武器之一。茅盾在1937年《中流》第一卷第十一期上的一篇专论《关于“报告文学”》中说:“‘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     

《汪、陈联合宣言》新议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同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协商”,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过去,对这个《宣言》似有定论.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宣言》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却竭力为蒋介石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个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武装”;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认为:“陈独秀……不仅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惨案孰视无睹,甚至,对中外报纸关于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披露,也置之不理.相反,他竟然与从外国回来,正在和蒋介石密谋反共‘清党’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     

对中国工运史的两个问题考证

一、“一九一三年广州首次举行‘五一’纪念活动”考 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散发了一份题为《五月一日》的宣传品(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三)中以《一九二一年“五一”纪念活动》为题,刊载了这份宣传品),里面说:“1913年的‘五一’纪念日,在中国南部的广州,由华侨工会、机器工会和一班社会主义者联合举行庆祝。……从这次起,每年广州都有‘五一’纪念的运动”。(简称甲资料,下同) 设在上海的《中国青年》杂志第77、78期合刊(1925年5月出版)发表了一篇题     

唐·唐人·大唐街——读史札记之一

宋代以后,下迄近世,外人习称中国为“唐”,“唐人街”之称,更为世人所熟知。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汉威令习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行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不但外人称中国为“唐”,即中国人在海外者亦自称为“唐”。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说:“交趾……王系‘唐’姓。”所谓“唐姓”即中国姓。又说,“占城……‘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所谓“唐人”即中国人。交趾、占城皆东     

我国报告文学始于何年?

1920年末,瞿秋白同志曾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考察,此间写了三部作品,其中著名的报告文学《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分别于1922年和1924年出版。二文均收在《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中。在这套丛书中,秋白二文不但是最早的,而且也是水平较高的。黄钢同志在丛书的《总序》里指出:“瞿秋白同志,以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提供出中国无产阶级报告文     

瞿秋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时间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瞿秋白为了宣传中共六大精神,根据他提交给中共六大的书面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改写而成,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标明的时间为“一九二八年”,没有月份日期。姚守中等说:1928年“夏秋在‘六大’后,把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写为六万字的通俗读物,并在莫斯科出版”(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这里的政治报告书名应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这里说“夏秋”改写,不知何据是夏还是秋,抑或夏秋间,也不明确。中共六大…     

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形式论

中国３０年代现代派小说家的形式意识特别强,可以说,“五四”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流派的小说家像他们那样重视艺术形式,专注于作品形式本体的探索。穆时英１９３３年在《南北极·改订本题记》中说:“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过,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这说明穆时英当时是将“应该怎么写”即艺术形式作为构思的中心的。后来在《公墓·自序》中,他又强调“《上海的狐步舞》是作长篇《中国一九三一》时的一…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李敖其人的另一面

2004年7月23日,前《文星》月刊老板萧孟能在上海去世。李敖于第一时间在香港凤凰卫视做出反应:“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当年一起在‘文星’拼,一起在‘文星’奋斗,直到《文星》杂志被蒋介石下令关闭,直到‘文星书店’也被蒋介石下令关闭……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知道这一段言论自由     

论茅盾报告文学创作特征

作为一名卓越的小说大师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茅盾在现代文坛一度普遍轻视报告文学的背景下,热情而及时地扶持了这一文学家族中的新品种。他在《不要误解了报告文学》的短论中指出:“伟大作品也可以是报告文学的杰作,正如伟大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说、诗歌、戏剧一样,也将有报告文学。”不仅如此,茅盾还以自己创作的实绩表示他对报告文学的支持和热心。检视茅盾创作,可知他发表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有数百篇之多。出版的散文报告文学集有《速写与随笔》、《炮火的洗礼》、《见闻杂记》、《苏联见闻录》等十来部。约略计算《茅盾全集》散文卷中半数当属报告文学。茅盾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有实绩的重要的报告文学家。诚然,茅盾并不是第一流的报告文学家,他并没有创作出夏衍《包身工》那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品。然而.他的创作自有特征.因而也自有价值了。     

纪实小说一瞥

在当前小说创作出现“疲软”,读者对小说发生的审美“疲劳”的状况下,刚破土而出的纪实小说却能独秀于林,深得读者的青睐,然而蛾眉遭妬,它也就从此多事了。一本大型选刊要转载《流星》,作者“不禁一愕:‘这是报告文学呀!’”,编辑却“微笑着说‘但也是传记小说’”。于是,报告文学上了小说的选刊。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举行招待会,澄清纪实小说《无冕皇帝》所写的不实,认为是攻击了他及其他十多位文学界人士,有关方面责令作者     

关于“绿依依墙高柳半遮”

1958年8月出版的《戏剧论丛》第三辑,载一篇公开信,《关于古典文学作品出版工作问题》。作者是康生。该文写道:“资产阶级的大学教授写过许多文章,校勘过许多版本,出版过许多本子,其实他们不仅不知道什么是王西厢的精华和糟粕,甚至几百年来王西厢文字上长期存在的笑话,直到现在也还看不出。譬如说《草桥惊梦》一折,这是几百年来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字,可是就在这一折[雁儿落]曲词中,有这样的句子:‘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试想:在一种刮着‘疏剌剌林梢落叶风’的清秋夜里,竟有‘绿依依’的柳树半遮高墙,这不是大笑话吗?”     

《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关于康德思想的分期有误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载赵冬垠同志《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文说:“西方哲学史家历来把康德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期’和‘批判时期’,而以《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那一年——1780年作为分界线。”我认为此说不妥,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首先,赵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间,前面说“是1781年出版的”,后面又说是1780年     

丁玲《意外集》散论

<正> 一在丁玲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意外集》是比较不为人知的。她说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是“在极不安和极焦燥的里面”写的。集子中除了附录的《莎菲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和《杨妈的日记》写于她被捕以前外,其他几篇,包括《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团聚》,都写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她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幽禁的三年间。这些作品有小说、速写和报告文学,也有属于抒写个人生活与感情的日记和书信体的散文。她在序中还说到自己很不满意它:“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书,我汇集起来不过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我以后大半还要写文章,也许写得更坏,但将不写这一类型的东西了。”     

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几种理解

<正> 本刊自第三期发表《臧克家·邓广铭关于岳飞〈满江红〉的通信》后,一些读者在来信、来稿中谈了对“三十功名尘与土”不同看法,兹摘编如下: 一、认为是视功名与尘土。上海读者施若霖说;“‘三十功名尘与土’跟孟轲所称‘富贵于我似浮云’,及毛泽东《沁园春》词中‘粪土当年万户侯’含义相类,应该说是积极的扬弃名利观点、鄙薄追求富贵荣华的豪语,和岳氏《满江红》全词激昂慷慨的气概是呵成一气的。”二、认为是视自己的功业建树象尘土一样微不足道。上海读者梁钫说:“对‘尘与     

秦代实行过“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政策吗

关于秦代的经济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土地政策的资料,在云梦秦简出土以前,留世者甚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集解引有徐广曰““使黔首自实田”一语,为现代史家所注目。1947年翦伯赞在所著《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中解释曰:“所谓‘自实田’,即自由占有土地之谓也。”不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也说:“三十一年令人民陈报耕地实数”,为的是“推算实数,制定赋税”。1963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则谓:“‘令黔首自实田’,即命令有田的人向政府呈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并进而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     

“人风”为“民风”乎

柳宗元《捕蛇者说》最后一句说:“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古文观止》云:“观人风,谓观民俗之善恶也。”《辞源》释“人风”为“民风、民情”。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第五册语文教材则解释道:“‘人风’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作‘人’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注评》亦作如是说。对上述说法,我们未敢苟同。     

同时性真是相对的吗?

在相对论问世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同时性是绝对的,自从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以来,同时性则被看成是相对的。爱因斯坦说:“放弃了时间的,特别是同时性的绝对性假设,时空概念的四维性就立即被认识到了。”同时性是相对的说法已经充斥于各种书籍之中,如肖前、李秀林、汪永祥等主编之《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84页写道“‘同时’的概念总是同运动着的物质体系相联系,……没有绝对不变的‘同时性’”。“两个事件的‘同时性’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但是,一想到爱因斯坦和玻尔几十年的激烈论战,我们就怀疑:同时性真是相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