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

本文以利玛窦、艾儒略和叶向高为例,分析晚明儒学与欧洲天主教的交往特征,认为双方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本位意识,并试图以自己的观念为基础构建文化统一性。这种心态制约儒学与天主教的进一步接触,使双方无法真正对话,而作为一种认识论模式的"对话"在近代早期的历史条件下难以真实存在。本文亦对文化交往中的"对话"模式的内涵提出设想,认为反思"对话"在历史上的缺失将有助于当下之人更重视对话论和有意识地将交往模式导向对话。     

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

通过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理论的反思,必然引出"文明对话"的论题。从对现代化、西化、全球化概念的历史反思,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及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儒学是否有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的认识;从"文明对话"、"文化中国",论证儒学创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第三代新儒家视域下的全球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不仅是世界各大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方式。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为例,第三代新儒家的学者们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他们关注儒学与非儒学的交流,注重儒学与世界各大文明的对话,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进行,体现出融摄西学、多向建树的趋势、对儒学地位确认的转变以及对话意识的加强三个重要特征。     

纪念牟宗三先生逝世20周年特辑专栏

今年适值当代新儒家的精神领袖、儒学大师与最杰出的中国现代大哲学家牟宗三先生(1909-1995)逝世20周年,同时也是方克立先生发起、推动并和李锦全先生一同引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30年,欣闻台港两地均将举行国际学术盛会来纪念牟宗三先生,深圳大学是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本刊一向关注此项研究,此期邀约到台湾著名学者李明辉先生和李瑞全先生关联当代诠释学研究牟学的两篇大作,同时从来稿中选取两篇大陆青年学者分别从形上学的"境界"论与中国现代佛学个案比较的视角研究牟学的力作,特辑为一组纪念牟宗三先生的文章,在"当代儒学研究"栏一并刊出,以飨读者。垂请关注!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儒学的人文价值与当代使命——2012’中国无锡“儒学当代使命”高层论坛综述

2012’中国无锡"儒学当代使命"高层论坛于2012年6月15至17日在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大学举行,论坛由中华孔子学会、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江南大学杂志社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宋代新儒学复兴

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高名凯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1年3月26日至27日,"高名凯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高名凯先生诞辰100周年"话动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协办,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筹办。共有海内外一百一十余人参加会议。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李强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洪君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高名凯先生的女儿高苏步士、燕京大学校友会代表夏自强先生分别发言。     

与“神学”相遇的儒家选择——以徐光启译、著为例

通过分析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的刻意努力,分析这种刻意努力中的学理("神学",尤其是护教神学)传播,分析儒家在与传教士及其传播的"神学"相交涉的有意无意选择,揭示儒学在明末清初与基督教神学相遇中,并没有完全从"宗教"(神学)学理上与之进行深刻的对话,而多少变成儒家(士大夫)在这种复杂关系的交涉中,吸收了附着在"神学"上的文化(尤其是科学知识)资源,并关注了传教士的人格风范等。这使得明末清初可能出现的儒学与"神学"的对话问题,转化为了儒家(士大夫)与"神学"、传教士相遇后的选择问题。徐光启及其译、著与传教士、"神学"的复杂关系,尤能说明问题的转化。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文明对话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中,文明的背景和宗教的意义正在凸显,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现实性与根源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消除隔阂需要理解,化解矛盾需要对话,文明之间的会通与对话已成为顺天应人的浩浩大势。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在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做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儒学发展的新课题,拓展了儒学的论域以及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空间,为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儒学现代发展的几个问题

儒学的现代发展有三个阶段,当前是儒学进入多元文化对话时期,出现了向不同层面发展的趋势。要阐明儒学的意义,需要深入到先哲的心灵世界,通过体验的方法,领会其生命意义,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开展深层对话,以解决儒学与政治、宗教的关系问题。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仁是普遍的生命关怀,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不同于单纯的知性学说。仁的实现,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的生态和谐。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儒学普世价值之所在。     

良知之道──阳明禅与儒学修道养静工夫

一、从阳明样说起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曾被一些人讥之为"阳明掸",其言下之意谓阳明之学恐非儒学正统,而几近佛老,故以"禅"称之。吾以为阳明的学问乃儒学之正宗无疑,阳明先生的一生亦是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标准与风范的儒者的一生。虽然,王阳明先生在世之时确曾与一些道士、掸师过从甚密,他的奇特的经历亦表明了他与佛道两家有着不解之缘,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心学只是儒化了的禅佛学。事实上历史已经向人们证明了阳明先生无认是其人生的践行,还是其学问在世间的影…     

从不语怪力乱神到奢谈天道性命——从认识论角度对儒学发展史的反思

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理性精神,"不语怪、力、乱、神",对经验世界之外的信仰本体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种朴素的"理性精神"不仅避免了原始儒学宗教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区分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知识阈限,暗合了现代化的知识标准。然而自子思、孟子以降,后儒们为了将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之上的儒学本体化,便试图在天、道、性、命之中寻找人伦法则的先验依据,从而僭越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知识阈限,背离了原始儒学的理性精神,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辨误区。因此,剔除这些独断论的话语体系,不仅可以还原儒学的本来面目,而且有助于建构一种符合现代知识标准的、能够与世界对话的中国儒学。     

"东亚儒学"如何可能?

"东亚儒学"作为21世纪亚洲研究的新学术领域,绝对不是一种企图在东亚地区寻找欧洲思想的对应物的"反射的东方主义"(reflexive Orientalism),更不是孤芳自赏地带有某种自恋狂(narcissism)倾向的、自我肯定的(self-assertive)的以东亚为范围的新"国学"."东亚儒学"是一个自成一格的(suigeneris)、自成体系的学术领域,它并不是中国、日本、朝鲜、台湾、越南各地儒学的机械式的组合或拼装,也不是东亚各地儒学的总合而已.相反地,当东亚各地儒者共同诵读孔孟原典,企望优入圣域的时候,东亚儒者已经超越各地之局限性而形成一种"儒学共同体"."东亚儒学"作为这种东亚"儒学共同体"心智劳动的成果,是一种有机性的思想系统.在这个有机的"东亚儒学"系统之中,并不存在着"中央-边陲"的预设,甚至也不存在着"方法-目的"的预设.相反地,"东亚儒学"撤除一切藩篱, 以"东亚"为整体,为"东亚"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正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进行"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资产!     

“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张风雷由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３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     

浅论杜维明《仁与修身》中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从《仁与修身》中可以看出杜维明将儒学修身思想与西方哲学对话的努力。第一,方法论上的努力。这首先主要体现在运用分析的、描述的方式公正地挖掘儒家精神传统。其次,运用与西方哲学对话的方法来分析儒家的修身思想。第二,解释内容上的努力。这主要体现为运用西方的某些概念来对比儒家修身思想,以求得对儒家修身思想的现代理解。这些概念主要包括普遍性与个体性、经验性与先验性、内在性与外在性等。总体说来,在《仁与修身》中,体现了杜维明与之前新儒家运用西方哲学的不同：强调儒学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对话而不是对其直接的运用。这一点预示了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趋势。     

伊斯兰教与儒学会通三题——以明末清初“回儒”群体为中心

明末清初,在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调适和融合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回儒"这一引人注目的群体。"回儒"的产生,真正开启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全方位的对话和融合,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传播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回儒"这一群体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教与儒学这两大文明体系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尤其对当前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实施、促进与沿线穆斯林国家的"民心相通",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     

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危机

"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当代的发展趋向,揭示了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追本溯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原因由来已久.而马一浮先生所代表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儒学持续发展动力的做法,对于解决"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思想危机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