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创新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探析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和组织保障,担负着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化建设和农村基层组织自身建设等任务。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领导作用弱化、党员标准异化、组织机构虚化、服务能力弱化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优化党组织设置,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主体责任。     

家与社会治理:价值、方法、对象和主体

近年来,宅基地重新分配、农房改造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田野调查发现:相关社会政策在基层的实践一方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不经意地以老人的离家出走为代价,老人被迫进入老年公寓或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养老院。但相异的养老机构给老人提供的重建“家”的条件各不相同,硬件设施越完善的养老机构反而越远离老人“回家”的期待。农村老人的此类遭遇引出了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价值源泉、方法、对象和主体四种。社会治理应该尽可能呵护家庭价值,尊重家庭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避免对家庭价值和家庭主体的分化性利用,防止治理理念上的家庭隐喻与治理实践中的家作为工具的分裂。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及对策

随着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越来越注重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家庭农场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村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村的国民经济.然而,由于我国(扎兰屯市)的家庭农场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全市家庭农牧场1113家;规模经营户8445户).其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制约着...     

从缺位到归位:农村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责任的缺位.对社会保障本质的误读,对家庭保障、集体保障和土地保障作用的过高估计和过分夸大政府承担农村社会保障的财力负担等直接导致了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遗忘与忽视.政府应当是公共产品最主要的供给主体,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推进呼唤政府责任的回归.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财政投入、立法保障等方面.     

四川省农村社会学理论讨论会在南溪县召开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四川省社会学学会和南溪县委宣传部在南溪县联合召开四川省农村社会学理论讨沦会。省内从事社会学研究、教学以及农村实际工作的代表近三十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与农村社会发展问题。代表们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发展农村生产力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其实行也带来了     

家庭类别视野下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法律建构

共同财产制家庭、分别财产制家庭以及两代复合家庭中,均应当确立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地区年度服务业平均工资可作为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计算标准。在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家庭中,权利义务主体是夫妻双方。家务劳动量可认定为一方完全家务、主要家务、次要家务或夫妻同等家务。夫妻双方共同签署的家务承担情况证明,可作为家务补偿请求权的证据。分别财产制家庭的家务补偿请求权在婚内和离婚时均可提出。两代复合家庭中权利主体是承担了家务劳动的老人,义务主体是老人的成年子女夫妻或成年子女,老人承担家务期间成年子女夫妻之间不再有家务劳动补偿关系。     

从传统的家庭养老谈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与对策

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对于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察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形式存在的原因、作用以及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养老保障的做法,提出了我国农村养老应当采取社会统筹、个人帐户、家庭养老相结合的模式,并提出了实施这种模式的建议。     

农村经纪人主体地位的法制完善

农村经纪人在我国统筹城乡的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人力与资本要素融通的作用。为进一步促使其发挥积极意义,应着力面向激发农村经纪人以“居间人”为本位的多元职业潜力,在技术上将其定位为“任意商人”,逐步放宽登记标准,并试行以培训结业证书代替工商登记效力的柔性登记制度,发挥软法在农村经纪人主体治理中的功能,同时要求地方政府作为信用保障主体加入农村经纪人法律关系。     

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

虽然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农户和市场的有效连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亟需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合作社的内在属性使其可以成为这样适格的主体.针对对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质疑,本文认为,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应当是清晰的,而通过改革和创新,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是有效率的.我国农村的市场主体由家庭向合作社过渡,应当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轨迹.     

论家庭经营的再发展

一、家庭经营是中国农村长期改革与发展的主体 研究家庭经营问题,首先必须对家庭经营在中国农村长期改革与发展中的客观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改革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博得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倾心拥护,短短几年,家庭经营就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体,并在领导今后农村长期改革与发展潮流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最现实、最基本的表现和证据有以下五点:     

二十世纪上半期农村家庭夫妻关系探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单位。在众多的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构成。在旧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探讨、分析当时的农村家庭夫妻关系的实态及变化,不仅对研究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够代表社会主体成份的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一定的依据,而且对于了解今天改革开放时期广大农村夫妻关系的内容及演变方向,也具有较为直接的启迪、借鉴作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家庭中,夫妻关系并不处于家庭关系的核心地位,它低于亲子关系一个层次,是家庭关系的配轴。其表现与发展受到封建…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农村养老保障是公共产品,政府应当是主要的供给主体。但长期以来,农村养老却主要依靠家庭。而农村家庭结构的发展变化,使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步弱化,使农村养老不仅成为政府的"后顾之忧",而且已经是"燃眉之急"的社会问题。所以,弥补农村养老保障中的政府角色缺位,在制度设计、有效监管、完善相关法制、实行财政兜底等方面重新定位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角色非常必要。     

略论交换公正的实质和标准

交换 ,作为利益主体与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 ,其本身是否公正成为了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条件 ,也将直接影响到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公正问题。交换公正作为处理、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 ,不等于交换公平 ,更不同于等价交换。交换公正只有用蕴含自由、权利、效用等多种意义的“自愿”一词加以规定和说明 ,其标准和本质才能得到诠释     

地区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考

本文对统筹地区发展在五个统筹中的地位、统筹发展的标准、统筹发展的主体以及与实现统筹发展目标有关的若干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应当把实现公平与公正作为统筹发展的基本目标,统筹地区发展的主体应当是与地区发展有关的所有群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必须发挥他们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政策中的作用,等等。为了实现统筹发展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稳定与公平、效益与公平、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研究——对瑞安250农户家庭的调查分析

温州综合金融改革中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不可忽视。从参与者的微观视角,以瑞安250农户家庭作为样本,对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广泛众多且主动参与意愿强烈,而参与主体的个体差异并不明显;生产经营已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重要的筹资用途;参与主体信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措施不足。政府应该遵从"从核心到外围"的思路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边界进行明确界定;积极规范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培育信用文化;积极搭建各类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减少各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同时,还应充分重视和促使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元"体制下村民自治的理性思考

自从村民自治以来 ,我国农村出现了领导权中的“二元”体制 ,即以党支部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和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领导。这是两个权力合法来源不同、性质不同、成员要求和基本职责以及依据与方式不同的权力主体。化解“二元”体制中的矛盾 ,坚持党对村民自治的正确领导 ,通过村民自治的实践促进和改善党的领导 ,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是当前村民自治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论合伙不应成为独立民事主体

合伙组织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分化,按照合伙内部组织结构的特点,应当将合伙分为组织松散型的合伙与具有较稳定团体性的合伙两大类型。本文通过对民事主体本质的分析,认为无论在社会存在层面还是在法律存在层面上,合伙与法人的本质都具有同一性;从历史与现实的情况来看,责任形态不是合伙与法人相互区别的本质属性;构建民事主体概念体系,应当把质的规定性作为第一划分标准,首先根据本质的不同,将民事主体分为自然人和法人两种类型,然后利用其他标准,将自然人和法人分为不同的层次。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将合伙并入法人的概念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域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促进传统乡土信任的现代回归,改造并丰富乡村社会资本,多维并举,实现有质量的乡村振兴。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中的家庭作用刍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深入家庭"的工作方法为指导,将家庭作为妇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家庭为依托引导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发展经济,逐步摆脱对男子的经济依附,同时进行政治启蒙和文化教育,进而创建了边区民主和睦的新式家庭,实现了妇女的家庭角色、社会价值和自身解放三者的相互统一。总结历史,妇女工作始终与家庭密不可分,充分发挥家庭对社会建设和妇女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健康风险管理过程、传导机制与治理路径——以安徽省岳西县G村为例

随着农村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快速变化，农户所面临的健康风险成为值得关注的致贫风险之一。健康风险表现产生变化，分化为疾病风险、劳动伤害与工伤风险和生育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健康风险就会在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进行向后传导，从而最终引发家庭的贫困问题。风险应对资源的充足性、处理风险损失的及时性以及全过程中主体保持积极的风险意识，都是影响风险传导路径的重要变量，也是帮助家庭成功应对风险冲击、防止风险致贫的关键。采取事前-公共型风险应对策略可以获得较好的公共效益。在乡村振兴中应当积极建立完善农村地区健康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强风险预防，通过将风险应对成本向外转移来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瞬时冲击的能力，以及建立包含更多责任主体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来帮助农户提高风险冲击后的持续恢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