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炎黄阪泉之战的地理位置及相关问题

<正> 黄帝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著名人物,其事迹遍布于整个黄河流域.今山东、河北、北京、山西、陕西等地,均流传着有关黄帝的各种传说.在黄帝的全部活动中比较突出的事件是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即"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涿鹿之战"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这两次战争不仅规模不小,而且在时间上也是连续进行的,在现存古籍中有不少著作在不同程度上记载了这两次战争的情况,其中以《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内容较为详细:     

京西涿鹿、阪泉非炎、黄、蚩尤战地说

<正> 言北京故实者,欲北京地区成为我民族发祥之地,常谓黄帝轩辕氏兴于京西涿鹿.此不独近人,李白亦尝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明人黄佐《北京赋》且谓"粤若稽古,帝轩都涿".此未足怪,因为西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已说上谷郡涿鹿县"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池、黄帝祠",东汉应劭也已说黄帝战蚩尤于"涿     

中华民族远祖“炎黄阪泉之战纪念地”在延庆

<正> 四五千年前,中华民族远祖炎黄阪泉之战纪念地在北京延庆.这是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它的意义在于:解决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史学问题,是历史学领域,尤其是北京史研究的一个突破. 司马迁所著《史记》开篇《五帝本纪》记载:"轩辕 (黄帝) 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可见"阪泉之战",是奠定黄帝取代炎帝成为诸部落首领的著名战争之一.然而,阪泉址在何处,却成了后世子孙不易确定的一个难题.因为不少史书记述涿鹿城东一里之泉,即古阪泉.而北京市延庆县城西北十五里亦有阪山、阪泉.以往学术界多以为河北省涿鹿城东一里之泉,即为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的阪泉,或曰既有可能是涿鹿县境之阪泉,又有可能是延庆县境之阪泉. 我们着手编写《北京通史》,就注意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198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通史·远古至魏晋北朝卷》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目 (王彩梅撰写),力排众议,明确地提出了"阪泉之战"在延庆的论     

张力与流动:《故乡》的情感结构分析

情感是各门艺术的共通元素,情感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故乡》是一篇具有深厚抒情性的散文似小说,其中的情感结构暗合奏鸣曲式音乐结构,其中的情感张力合符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觉结构"理论,其中对乡村和城市的态度合符雷蒙德·威廉斯关于乡村与城市的主要观点,本文从音乐角度和雷蒙德·威廉斯相关理论为视角,对《故乡》情感结构的音乐性和社会性进行梳理。     

浅谈“丝割符”与江户前期对外贸易

丝割符是日本江户时期海外贸易输入品的包买专卖制度。本文拟就丝割符的产生、兴衰,结合幕府贸易方针、政策的转变过程,对其历史地位、社会作用,进行一些粗浅的论述。一、丝割符是江户初期幕府贸易政策的产物 16世纪以前的日本海外贸易主要是以中国为对象的朝贡贸易。1548年明朝最终断绝了与日本的勘合贸易。到了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中日关系恶化,“明朝商船似乎一度完全禁绝。”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占据澳门经营中日间的中间贸易,从中渔利。     

陶寺遗址不是黄帝及帝喾之都——与潘继安先生商榷

潘继安《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一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而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潘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也没有一个论证能够成立,其附考所谓旁证也是没有理据的。潘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全部论证都建立于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这个只可证伪而不能证实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其对文献的利用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舍此取彼式的,没有说服力;其对三皇五帝古史传说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默认传说中的黄帝、帝喾、尧均为个人,是未经论证、正确性没有保障的前提;其研究基本上是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之外孤立地理解陶寺部分遗存,因而并不能从考古学角度证明其观点。潘文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献两方面都没有可靠的基础,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     

历史之为记忆:黄帝祭祀的流变

本文追溯了黄帝祭祀的流变,分析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不同人群赋予“黄帝”符号的不同意义,即对黄帝的不同记忆、理解和祭祀。文章着重辨析了古时朝廷将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与民间将黄帝作为“医祖”的祭祀之间的流变和分歧,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追溯民族始祖把黄帝当作“国统”与古代朝廷虚拟祖源把黄帝当作“皇统”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了传统中遮盖的嬗变,以及现代和传统之间的断裂。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说明,黄帝祭祀虽然是个古老的仪式,但却并不是所谓延续数千年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是一个象征符号不断被创造、操弄和利用的过程。     

黄帝西安行迹考

中华始祖轩辕黄帝与西安市辖区之故土有无关系?今人没有专门论述。其实黄帝与西安有密切关系。首先,据载黄帝时开始冶炼,铸铜鼎象征国家权力,“铸三鼎于荆山之阳”,在西安市阎良区荆山原南。鼎在此,此即当时国家的中心地区。其次,黄帝仙逝之地,汉武帝修建鼎湖延寿宫,其地在西安市蓝田县焦岱镇。再次,黄帝梦游华胥氏国,其地在今蓝田县华胥镇一带。复次,黄帝的史官苍颉创造文字,古代修了纪念性建筑——造书(字)台,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办长里村。最后,黄帝时的文明创造：如作宫室、劝蚕稼、做冠冕衣裳、制陶器瓦甑等,在西安的半坡、姜寨等古遗址中多有发现。     

记忆与重构：文化学视野中的黄帝及黄帝祭祀研究

在＂炎黄热＂的背景下,学术界对黄帝及黄帝祭祀的研究层出不穷,成果也纷繁复杂且不乏争议,争议很多源自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对此,本文论述了从文化学角度进行黄帝及黄帝祭祀研究的意义,并指出从文化学和历史学角度对其研究的区别所在。文化学角度研究的黄帝是在历史真实黄帝的基础上,他是一个集体记忆的产物,是在后人不断进行的自我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复合体。黄帝祭祀的本质不是古史研究,更不是宗教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     

黄帝与黄帝陵研究的新突破——《黄帝与黄帝陵》评介

西北大学历史系柏明、李颖科两位同志撰写的《黄帝与黄帝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一书是研究黄帝与黄帝陵的学术性专著,它标志着这方面研究的新的突破,它的问世,不仅是海内外学界同仁,而且是所有炎黄子孙值得庆幸的事情。研究黄帝与黄帝陵和研究其他古昔帝王及其陵墓迥然有别。一则黄帝是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究竟有无其人,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二来黄帝陵究竟位于何处,从古到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西安黄帝铸鼎地景观设计初案

《史记》记载,黄帝当年曾在西安荆山成功地铸造了铜鼎。据此,可以设计西安黄帝铸鼎地景观区。此设计应以当代景观学最前沿学术推进为前提,包括要突出作为荆山之＂神＂的＂鼎＂的视觉形象,以＂鼎楼＂为景观构图中心;按照《史记》中的记载,设计建造陂水相聚的＂鼎湖＂;根据《史记》＂迎日推策＂记载,在景区大面积使用太阳能。同时,继承发挥中国古代造景技巧,在＂天人合一＂中以友善的大自然为依托进行景观再发现和再完善,通过＂天人合一＂的造景引向伟大祖先的融入自然的坟墓,不断地聆听先贤的教诲而在尘世的诗意昂然中挺进未来。     

渤海亡国年月辨正——辽初王权斗争驳论之三兼与金正善商榷

本文针对韩国学者金正善博士提出的渤海国亡于后唐天成二年 (丁亥、92 7)说 ,从四个方面对之提出商榷 :(1)渤海国亡于后唐天成元年 (丙戌、92 6 )说 ,乃后唐以至于南宋三百余年间史家之共识 ;(2 )《辽史》不仅《太祖纪》 ,而且其《表》、《传》所载大量史实亦确证渤海国亡于天显元年 (丙戌、92 6 )正月 ;(3)宋人所记载天成元年四月之渤海大陈林朝贡使团当由忽汗城出发于上年十一、十二月间 ;(4)由朝鲜史籍亦可旁证 ,渤海国确实亡于公元 92 6年正月。     

论万历《顺天府志》的体例纂修特点与文献价值

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官修北京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从分析其体例结构和纂修特点入手,将它与清人纂修的康熙、光绪《顺天府志》和乾隆《日下旧闻考》作了基本比较,指出志书究竟是篇幅宏大好还是简明扼要好,何为质量上乘的精品佳志,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认为从版本学、方志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而言,万历《顺天府志》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唐长安大明宫、太极宫三清殿小考

唐都长安的大明宫与太极宫内各有一处名叫三清殿的建筑，宫中还有玄元皇帝庙和数处道观，这些均为道教性质的建筑，此外，长安城中还有太清官的建筑，也是一处道教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各自具有何种功能？笔者认为宫中的三清殿是专供皇帝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玄元皇帝庙则属于皇室家庙的性质，宫中的道观则供宫中其他人员，如嫔妃、宫人和宦官们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至于太清宫乃是进行国家祭祀的场所之一。三清殿的建筑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

实哩沙哩卜得啰(1335~1426)是东印度人。他修习密教,精通五明,被尊称为五明板的达。他于1414年来到中国,仁宗时封其为大善大国师。1426年,实哩沙哩卜得啰示寂于京。宣宗命为其兴建两座塔院,在北京者为真觉寺。然而,自明代以来,关于实哩沙哩卜得啰以及真觉寺修建就出现不同记载,而后世大多择取误说,以讹传讹。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去误存正,以求历史之真实。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敦煌写本《千字文》考辨

《千字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少数几种童儿识字课本,但在古代文献记载和著录上,不同之处甚多。因此,对敦煌钞本概况、历代著录、作者考辨等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浅析日本飞鸟时代初期的天皇名

日本飞鸟时代初期的各位天皇的名字,虽然在日本各史料中的文字记载不尽相同,但是读音一致。而中国的历史书《隋书》中,也有关于飞鸟初期天皇名字的记载,其中汉字仅仅将倭王名的日语古音表现了出来,并且根据中国人的习惯,将名字记为＂姓○○,字○○＂。进入飞鸟时代以来,伴随着汉字的广泛使用,在选择人名用字时,汉字本身的意思逐渐受到重视。力求和周边国家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的统一国家的支配者们,以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中的人名为模型,改造自国的人名,以求实现人名的体系化。但是,由于这一改造违反了日本人名发展的正常规律,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人名中种种现象的真髓,仅仅是一种盲从,最终只能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