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文学通史》序

素以“北大荒”驰名中外的黑龙江到底有没有文学 ?它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如何 ?这部纵贯古今的《黑龙江文学通史》给读者做出的回答是肯定而可信的。早于上个世纪 80年代初 ,就有国内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紧接着又有学者认为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从此 ,文学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对象被引起重视 ,新的主张和观点不断被人提出 ,在理论探讨十分活跃的同时 ,各种类型的文学史专著也相继面世。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中诞生的《黑龙江文学通史》 ,谈不上是“重写” ,只能说是“草创”。因为黑龙江还不曾有过自己的文学史 ,这是千年写的第一回…     

近年“文学史学”研究述评

80年代后期,在方法论热的学术背景下,学术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其明确标志是1988年《上海文论》杂志开辟的“重写文学史”专栏。这一口号的提出,无疑与80年代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解放、学术转型和知识增长密切相关。思想解放直接引发文学观念的变革,并带来文学理论的重构。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急速的知     

挣不脱的“枷锁”：从《金锁记》到《多情剑客无情剑》--兼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问题

张爱玲《金锁记》与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两部小说的核心意象都是“枷锁”，两位小说家在正统文学史家眼中都属“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系统，很长时间不能进入以现代性相标榜的现代文学史，其后竟然拥有完全不同的文本命运。探讨两部小说的核心意象“枷锁”的生成及其表现于文本中的意义，可以考察文学史家的择汰标准和取舍依据，评判既有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立场的得失与是非。书写现当代文学史，必须摆脱种种或显或隐的观念枷锁，回归文学的审美本质，鼓励和提倡个人修撰的多角度的现当代文学史，以便还原、构建出真实生动、丰姿多彩的文学史景观，进而产生一批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     

敬夫考辨

汪日桢《南浔镇志》有一处保存了《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的三首诗,前书“明陈忱敬夫”。顾颉刚先生遂据此下按语道:“据此,可知其字为敬夫。”(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水浒续集两种序》)迄今学术界多种著作采用了这一看法。如近年来再版的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八一年版《水浒后传》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九八三年出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都写作: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其实,这是不可靠的。首先,汪《志》本身,涉及陈忱的即有数处。如卷十二陈忱小传引范颖通《研志居琐录》谓:“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卷三十五“著述”中有:“陈忱《雁宕杂著》,《雁宕诗集》二卷。”而写作“陈忱敬夫”的只有一处。     

热盼中的满足——评《大野诗魂:论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 ,最早是由现代文学史家蓝海先生在 1946年抗战胜利不久首次提出的 ,解放后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又沿用了它 ,并且在这一条目下用较大的篇幅评述了该群体的创作。此后 ,这一概念便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所接受。然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的研究却未能深入下去。进入新时期以后 ,这一课题才真正引起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 ,不论是初期的资料发掘式研究 ,还是后来的个论式和专题式的研究 ,都无法使这项工作深入下去。学术界一直为没有产生“拳头”产品而遗憾。而《大野诗魂》(马伟业著 ,北方文艺…     

再论鲁迅与“假洋鬼子”——兼答朱献贞先生

拙文《鲁迅与“假洋鬼子”》最初发表于2004年第7期《书屋》杂志,后被当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同时,许多网站也纷纷转载此文并展开讨论。在讨论中读者意见不一,或表示赞赏,或激烈反对。赞赏也好,反对也罢,作为作者,我对这些意见都心存感激。毕竟在一个学术日趋边缘化的时代,一篇文章能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应该算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在反驳的声音中朱献贞先生算是比较执着的一个了。其实早在这篇《此一“假洋鬼子”非彼一“假洋鬼子”》(以下简称《此一“假洋鬼子”》)①发表之前,朱先生就在另一篇…     

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及其文学经典化——以民国时期为例

民国时期,不同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对《左传》性质、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上,它们观点各异甚至相互抵牾.一方面,它们对《左传》性质的书写,勾勒出民国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轨迹;另一方面,它们对《左传》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初创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对《左传》研究的激活与促进,也生动还原了民国时期文学研究的"学术景观";此外,教科书作为传播、普及知识的重要工具,它们对《左传》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的正面书写,是20世纪《左传》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使《左传》位列中国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人心.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考论

势成鼎足的三说及其由来通常所说的“唐僧取经故事”,是以“取经烦猴行者”为其标志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文学巨著《西游记》的先导,考察其成书年代,事关“取经烦猴行者”故事产生于何时。这是文学史上应予弄清而又尚未弄清的问题。宋元说、南宋说、晚唐五代说,当前势成鼎足,先对三说作一反思,也许有助于我们作出正确的结论。认为《取经诗话》成书于南宋或宋元之间,这是文学史家们的普遍看法。试以当前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而论,断其成书于南宋者,有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六省市十一院校编《中国文学简史》等;断其成书于宋末元初者,有刘大杰《中国     

确立解读文学文本的文化意识:关于日本古代文学的发生学研究的构想

一　　长久以来，我们对日本古代文学的认识，几乎都是在“文学史”的范畴内进行的。　　但是，当我们深入地思考日本古代文学的一些有意思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到“文学史”给我们的知识的匮乏——这就是说，“文学史”范畴乃至“文学”的范畴为我们提供的知识和信息，是无法替我们揭开许多深藏在日本古代文学中的“历史之谜”的。其实，假如不是读“文学史”，而是读“文学文本”，那么，疑问将会是很多很多的。几乎所有那些令人十分有兴趣的问题，“日本文学史”作为一个学术体系，从来不加议论，或者说是一个有意从根本上必须加以…     

《肉蒲团》与《金瓶梅》——《李渔小说论稿》之七

一、共同的疑虑我们已考证《肉蒲团》的作者确为李渔。但是,在《肉蒲团》的题署上,根本就没有透露过撰者的任何迹象。这同《金瓶梅》问世的情形相类。《肉蒲团》还“光明正大”地题上“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或“情隐先生编次”的字样,尽管在“西陵如如居士”的序文中未敢揭示作者的姓名或身份。《金瓶梅》则索性连撰人的化名都不题,只有“欣欣子”的序中透露出它的作者的化名是“兰陵笑笑生”。至于“笑笑生”为何许人,从小说封面、正文到序文、评点,都未留下确凿可稽的文字足资考证。所以至今学术界仍难确定其作者,“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赵南星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等等,莫衷一是。     

日本战后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伊藤整的文学理论

序言在论述近代日本文学的传统──“私小说”方面,几乎已成定论的,要算下列三人的著作。 《小说的方法》1948年　伊藤　整 《风俗小说》1950年中村光夫 《艺术与现实生活》1958年　平野　谦 如果说这三人通过上述三部著作而展开的文艺 评论活动,“是战后日本文学史的核心,也不算过 分。我们这里所以要特别提到伊藤整,是因为他的理论具有概括性和独创性。作者在对日本文艺与世 界文学比较研究时,其视野的广度和他自己所走的把创作与理论结合起来的独特的道路,现在依然具 有批判研究的价值。 关于伊藤　整 伊藤　整(1905-1969)生于北海道,毕…     

历史使命感与艺术形象——关于茅盾作品中的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

(一) 茅盾塑造了一系列“时代女性”形象以后,再经过《路》和《三人行》的创作,从《子夜》开始,塑造了一系列民族资本家形象,如吴荪甫、唐子嘉、何耀先、王伯中、阮仲平、林永清、严仲平等,达成了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有贡献。冯雪峰曾说:“要寻找一九二七年到抗日战争以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形象,除了《子夜》,依然不能在别的作品中找到。”我们不妨进一步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象茅盾这样以深沉的思想和非凡的艺术才华塑造出一系列民族资本家形象的,还找不出第二个人。     

探索者的心音——读王嘉良《茅盾小说论》

读罢王嘉良先生的新著《茅盾小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我不仅为新著那大胆的构想,绵密的论证和深刻的体认所折服,更为作者那种为学术研究心醉神迷、呕心沥血的坚韧精神所感佩。对于一部个人的学术性著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学术个性。《茅盾小说论》就显示出独立不羁的学术个性。在课题的确定、研究方法的选择,具体学术观点的阐述诸方面,都可窥见其用心之良苦。就选题而言,作者一开始就被推入二难处境。从旧的一面观之,茅盾学术园地已经众多研究者所耕耘,在茅盾小说领域,除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外,单篇论文相当多。从新的一面观之,以往的几乎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正面临新的挑战,各种新观念新方法对复杂的茅盾现象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这不仅带来了茅盾研究的复杂局面,同时也造成了众多中老年研究者的困惑,我们的作者也感到了这种心理迫压。然而,作者最终还是在这领域里“傻乎乎地干了七八年之久”(《小引》),并获得了可喜的收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书同样显示出具有主体性特征的学术个性。由于新观念的不断更新,致使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一度受到疵议,但作者不为时尚所动,坚持认为“无论是新观念还是老观念,新方法还是旧方法,只要切合研究对象本身,有助于     

战乱中的奴隶和主子——《老女仆》与《潘先生在难中》的比较并兼谈骆宾基小说的研究价值

骆宾基,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位东北作家。对于他及其作品,文学史没能给予足够的评介,特别是《老女仆》(以下简称《老》)这一短篇小说,几乎被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者忽略掉了。笔者认为《老》可堪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杰作,至少在某些方面能与一些优秀作品相媲美。以叶绍钧“为人熟知的优秀”名作——《潘先生在难中》(以下简称《潘》)为比照可以作很好的说明。《潘》是叶绍钧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写于1924年11月。它以军阀混战为背景,主要刻划了一个苟且偷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老》则是骆宾基写于1942年冬的短篇小说。它是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香港为历史环境,主要塑造了一个由麻木、懦弱到觉醒,反抗的下层劳动妇女的典型。乍看上去,这两篇小说     

可哀悼性的缺失——余华《难逃劫数》研究

余华《难逃劫数》是一篇充满了死亡的作品,但所有的死亡却很难唤起人的任何怜悯、痛苦或者悲切。并非无辜的“横死”、人的疏离：亲情无情、性爱无爱、作者情感的“负零度”、黑暗哲学的神秘笼罩、叙事“循环”的怪圈等导致了死亡在一定意义上丧失可哀悼性,这是《难逃劫数》中“劫数”的成因,同时也警示着人类放弃抵抗黑暗的后果。     

赫哲族民间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评介《赫哲族文学》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徐昌翰、黄任远撰写的《赫哲族文学》一书于1992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之一,共14章,33万字,涉及赫哲族神话、伊玛堪(说唱)、传说、故事、民歌、谚语、民间艺术家、创作文学等诸多方面,全面概括了赫哲族文学现象和文学历史,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这是我国第一部赫哲族文学史专著,它凝聚了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是黑     

广东学术界举行新中国50周年大庆献礼作品:《当代中华凝聚力》新著首发座谈会

“新中国５０周年大庆献礼作品：《当代中华凝聚力》新著首发座谈会”日前在广州举行。来自广州地区的专家学者、省内外驻穗传媒单位等６０多人，就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编委会组织策划、省精神文明学会、省社会学学会、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等３０多位作者历时６载写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华凝聚力》这部长达１１０万字的新著进行了座谈。与会者对《当代中华凝聚力》一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命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的学术专著和学术精品。该书以其恢宏的篇幅、鲜明的主线、严谨的…     

近五十年来和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和亲亦称“和蕃”,自汉迄清,至少有150余次。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和亲”之后,历代正史几乎都留下了珍贵的和亲史料,许多史家对和亲也作过比较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唐宋以降,有的“会要”或“类书”为和亲列了专条,如《唐会要》列有“和蕃”条,《册府元龟·外臣部》列有“和亲”条。本世纪20～30年代,王桐龄曾撰《汉唐之和亲政策》,邝平章撰《唐代和亲公主考》,对和亲做了不少有益探讨。近50年来,和亲成     

修德而后可讲学——论《明儒学案》的精神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从哲学、学术史、体例学等方面来研究《明儒学案》,很少有人从修德角度来探讨《明儒学案》。其实黄宗羲的创作宗旨在于修德,《明儒学案》的精神是“修德而后可讲学”。围绕着修德,黄宗羲从三方面来评论明代学术:一是修德重在自得,学术要在自家身心上生根。二是修德深浅关乎学术深浅。判断学术深浅要考察其圆融性和深刻性。圆融性要求说话前后一贯,理论没有矛盾。深刻性可以从如何解决本体与工夫,从如何回答理-心凑泊、儒-释分别这两个问题,从如何进行学术辩论,从如何讨论同一个话题这四方面看出。三是修德具有效果,可以使人坦然面对贫穷、危险、死亡,可以“所过者化”。本文通过考察黄宗羲对明儒学术的评论,再现了黄宗羲修德的深浅,建构了黄宗羲的修德理论,同时期望引起现代学者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     

“衔玉而诞”小考

《红楼梦》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丈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作品，它具有许多无法重复的独特品格。要读懂《红楼梦》，必须认清宝玉其人的来历，宝玉身上，蕴藏了一部红楼的全部奥秘。“衔玉而诞”这一细节，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掘，人们常常只把这一细节视为作者的一种浪漫手法，忽视了它可能具有的重大内涵。其实．“街工而诞”这一细节是作者为了标示宝玉其人的身世之秘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具有网结全部情节的枢纽作用。可以说，搞不清这一细节的确切含义，我们就不能按照作者的思路去读作品，一部红楼也就如同天书，红楼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