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抒情主体是诗歌情感指归的标志之一."归来者"和"朦胧诗"人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二者诗歌的抒情主体区别很大:前者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似乎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后者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晚近诗歌对“朦胧诗”文本形态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对“朦胧诗”有潜在影响。尽管抒情主题相异,晚近诗歌与“朦胧诗”同具政治抒情性。“朦胧诗”保留了晚近诗歌的意象所指范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意象的能指与所指功能。“朦胧诗”中的箴言诗、哲理诗用理性对抗晚近诗歌中的非理性情绪,其实却是语录体的变相沿用。与晚近诗歌相似,“朦胧诗”的诸多作品表达了公共意识,而非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文本基础上,历史地考察转型期文学,不回避“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可还原文学史的完整性、客观性。     

论朦胧诗“涌流期”表意系统的局限性——以诗歌想象力和语言分析为中心

朦胧诗"涌流期"的表意系统存在着局限性,学界尚未出现对其"表意系统"层面的完整审思。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为朦胧诗想象力内部结构中存在的"个体性/同一性"的矛盾,这使其在想象力建构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解构性因素,朦胧诗人在对抗"文革"诗歌的主体建构中聚合,个体自身又带有分散的解构力,想象的悖论由此产生;另一方面体现在朦胧诗的语言层面,以"我"为向心力建构的语言"能指群"造成了其想象维度的单义性,其语言的横向组合也固定在"我"的抒情范围之内,在语言的所指层,"我"被赋予了"绝望/希望"二元对立式悖论感,使得朦胧诗语言在表意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朦胧诗的想象力与语言在社会语境的指引下建立了交互式的对应关系,二者在相互的"展开"中所构筑的表意系统有着不可规避的局限。     

《登岳阳楼》在杜诗中的典范意义

杜诗中有一种"景大身小"的抒情范式。由于景语具有表现抒情者主体胸怀的意义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诗中景大身小的反对称结构实际是以反衬的方式显扬主体内在境界的崇高。     

论《楚辞》中“游”之抒情特质——兼及与后世游仙文学的关系

《楚辞》之"游",来自作者因主体情感抑郁而产生的行动,通过"游"可以纾解作者愤懑,"游"和抒情具有相互影响及互补关系。《楚辞》之"游",在汉代成为诗教传统下的言志抒情。楚文化本的浓烈抒情气氛,奠定了《楚辞》之"游"的原生抒情特质,显现出抒情诗人的主体性。后世游仙文学不仅与其有契合之处,亦继承和改换其抒情特质。     

论“抒情”的介入与“五四”短篇小说的形式革新

五四时期的作家,由于面对酷烈的社会现实,大多选择以倾诉作为短篇小说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从讲述变成倾诉,短篇小说侵入了诗的范围,这是五四短篇小说的一大创举。不过,因作家个人体验及抒情的心理动因各有差异,这些小说在表现方式上千姿百态、个性斐然。最能体现出五四时代特征的抒情短篇小说形式,当属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主观宣泄式、庐隐为代表的日记书信式、鲁迅的手记式、废名的田园写意式等。抒情的介入,使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重心发生了彻底的颠覆。     

巴赫金“主体间性”思想解读

行为哲学是巴赫金美学、文艺学中的"主体间性"思想的哲学基础。这种行为哲学强调人的行为必须"应分"(应承担责任),而行为世界的建构实质上是我与他人的关系,人的具体存在方式是:在言语交往中的存在、与他人对话中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交互性、对话性的。"外位性"是巴赫金人文科学研究,尤其是其"主体间性"思想的方法论基石。"外位性"即"我用他人的眼睛看自己,以他人的视点评价自己",其实质是强调审美活动中不同主体的交互性、对话性。"主体间性"是主体的审美观照方式,即不同文本(表述)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读者与文本之间(包括当代读者与历时性文本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都是处在相对的"外位"而进行交往与对话。     

被误读的“后朦胧诗”群体——对“后朦胧诗”的重新认识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矇胧诗"群,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由于"后朦胧诗"群的驳杂与庞大,学术界对这一诗群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有限的、在当时由于发表鲜明"反叛"宣言的那几个派别上面,从而忽略了这个庞大群体的多元性,结果造成了历史性的误读。这一误读主要表现在把整个"后朦胧诗"群看作是一个反文化、反传统的诗歌群体和对它们语言革新的不认可。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晚唐五代“醉梦词”审美观照

“追醉逐梦”是晚唐五代大多数文人的共同心态,“醉梦词”由此而大量产生,成为词坛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从艺术特色而言,“醉梦词”既体现了晚唐五代文人词“绮怨”的总体风格,又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为“醉词”的真率热烈之美和“梦词”的朦胧幽约之美。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孟郊贾岛诗歌比较研究

孟郊、贾岛同是中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两人生活经历、遭际相近,且同以“苦吟”闻名于世,更兼诗风相似,再加上对当代和后代诗歌创作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故许多文学史和诗评家常将二人及诗作相提并论。实际上,孟、贾诗还有着很大的差异与不同：从诗体来说,孟长于乐府古诗,贾则工于近体诗人苦吟来说,孟是为生活而苦吟,贾则是为艺术而苦吟;从对生活的表现来看,孟多是以批判的态度诅咒黑暗的社会与痛苦的生活,贾则是较多的欣赏的态度去艺术地反映生活;从诗风来看,孟诗为清奇僻苦,贾诗则为清深幽峭,表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特征。     

柳永秋暮词与苏轼晴雨词比较

宋词中,柳永多秋暮之吟,苏轼多晴雨之咏,不同的物象选择反映了词人不同的经历、志趣和生活态度。柳永晚年才跻身仕途,且辗转流离,飘泊不定,故多迟暮、悲秋之情;苏轼一生历经风雨,对宦海沉浮已习以为常,故有超然睛雨之态。在吟咏自然之中,柳,苏虽然都有思归之意,但归因与归宿并不相同。诱发柳永归去的是往昔的梦,他向往的是温柔富贵之乡;促使苏轼归去的是自然之道,其理想至境是超然物外。因此,他们对词体的选择也各不相同,柳永的秋暮词多长调,非此不能尽其缠绵婉致,苏轼的晴雨词多小令,非此不足显其蕴藉空灵。     

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美感意识之比较

文章旨在探讨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中所体现出的美感意识上的差别及其成因。文中以王维和华兹华斯的诗为代表作比较并指出,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中采取的是一种"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现读者眼前;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将美感的主位放在诗人的智心中,以智心的活动而不以山水景物自足的存在为依据。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种审美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国诗歌创作因受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和佛教"妙悟说"的影响,强调形象的直觉体验,接近了自然天然的美学理想。而英国浪漫主义作为当时理性思潮的反叛者的姿态出现,诗歌中时刻流露出对主客观之间的分裂竭力加以弥补的痕迹。     

1960年代的两岸诗歌问题

由于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的差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的"当代诗歌",选择了不同的"起点"。大陆诗歌继承并强化了现代革命(左翼)诗歌传统,确立了"介入"的、直接参与到现实事变中去的诗歌语言策略,催生了成为诗歌体式的"政治抒情诗"。与靠拢、进入"中心话语"的大陆诗歌取向不同,台湾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选择了"去政治"的、疏离"中心"的"边缘化"道路,并以西方"现代派"作为诗歌精神和诗歌艺术的主要资源。两岸诗歌的这种状况,分别提出了有关诗歌功能,诗人身份,诗歌与现实,西化与传统,诗歌"经典"遴选标准与方式等诸多存在争议的问题。     

振叶寻根 直指词心——评《倦驼庵稼轩词说》

顾随《倦驼庵稼轩词说》是一部很重要的研究稼轩词的论著。这是作者自己词作创作经验和宋词鉴赏方法的结晶。作者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重点分析了《稼轩词》主旨美:"诚"和"高致"。这个"诚"就是辛弃疾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和生命热望;"高致"则是作者心胸精神的自然流露。二是分析稼轩词艺术美:灵动妙悟,注重词汇、句式和词义之间的圆融和谐。三是他为读者欣赏阅读稼轩词指出方法:尚友词人,了解词人文化背景。     

“诗言志”的现代诗学价值?

“诗言志”的思想是在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理论的理解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由重志到重情,再到情志并举,体现了古代“诗言志”思想发展的过程。“诗言志”在今天仍有积极的诗学价值：首先写诗要解决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其次要清楚诗歌以什么来言志抒情,诗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再次要懂得诗是神圣的,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最原初的质素,因此对诗歌要有敬畏感。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     

论鲁迅的"剥体诗"

在鲁迅的诗歌中,有四道属于“剥体诗”。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鲁迅以古代的名人名篇作母体诗,“活剥”,百制作出肃体诗。母体诗与剥体诗之间的共同性和可比性,是产生新的诗篇的必备条件;在相同中求新异,更是剥体诗的创造性所在。鲁迅的剥体诗现实针对性强,语言上白杂糅,通俗、诙谐、讽刺锋芒逼人,它兼具杂和政治讽刺诗的特点,是众多诗歌品种中颇有风格的一类,鲁迅未曾料到,他的某些诗篇成了被剥的母体诗。     

禅宗语言在唐代意境型诗歌中的运用

随着禅宗在唐代的兴起,其"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与世无争的"我心自山林大地"的人生境界与旨趣,带给了唐代诗人强烈的创作灵感,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将禅宗语言运用到意境型诗歌中来表达一种空灵、虚静、深远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