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思想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本文阐述了马克思批判继承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加以区分的观点,强调了马克思将国家视为政治生活领域、将市民社会视为物质生活领域,纠正了黑格尔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颠倒;阐发了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上升到视为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变化的历史必然现象,分析了这一分离的历史进步意义,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重大理论意义及对当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指导意义。     

市民社会与市民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分理论为市民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罗马城邦国家是现代市民社会的"雏形",罗马私法则是现代市民法的"胚体".市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同市民社会一样均须以商品经济规律为理论基石.市民社会理论所力图开拓的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由自由个体或自发性结社群体进行独立自我规范的领域.而市民法的私法、权利法、法律人格平等、意思自治等基本理念均可从这一领域中溯源.     

论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及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共生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早年的理论探索和创建活动始终没有离开过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问题;而他对社会历史领域问题的思索,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哲学。这两个没有离开催生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形成马克思哲学和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市民社会作为其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有明确的内涵、外延和具体表现形式。市民社会具有唯物史观其他范畴所不具有的价值功能。     

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本文阐述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含义及其演变过程,认为在古代,所谓市民社会往往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其含义与政治社会并无不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自然(野蛮)社会的概念。现代市民社会概念是对近代欧洲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实的反映。它是由黑格尔在吸收了众多思想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由马克思予以完善了的科学概念。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西文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一批学者(如帕森斯、葛兰西、哈贝马斯以及柯亨和阿拉托等人)对市民社会概念作了新的阐释。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关于国家高于和统摄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其市民社会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二者都具有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容本质指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该阶段上的整个工商业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组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特殊性；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市民社会诸领域中经济关系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     

葛兰西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确立了一种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从政治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又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的考察理路 ,从而构成了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坐标 ,并由此开创了一种在文化意义上概括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论传统。这一理论传统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发展 ,最后在哈贝马斯那里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综合。它代表着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流 ,反映出 2 0世纪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     

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现代性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分裂与整合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适度分离构成了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起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伴随着二者相互分裂的趋势,这种分裂根源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裂.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重新提出了"社会整合"的问题.真正的社会整合应该包括市民社会内在分裂的整合、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外部分裂的整合这两个层面.马克思看到了市场机制和国家机制各自的局限,要求通过市民社会的"革命化"来超越既有的分裂,实现现代社会的全面整合.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的世界观由早期黑格尔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有着直接的关联。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主要集中为:市民社会是“伦理理念”发展的中间环节;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则主要集中表现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     

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

市民社会并非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现代社会形式。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所形成的“天赋人权”、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以及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等重要观念,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性观念,是现代市民社会概念得以建立的基础。黑格尔第一次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涵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他过分地抬高国家而贬低市民社会,从而建立了一个“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在于他们把握住了作为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进

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与演进、“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概念的区分(马克思使用同一个德语词表达这两个概念)等问题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并且尚未完全达成共识.如今借助MEGA2法语文献可发现,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经历了显著变化,甚至后期“市民社会”概念经历了分化与消失.而且,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与变化,客观反映了马克思认识与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进程.因此,本文将回顾《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致巴·瓦·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资本论》法语文献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状况,梳理法语语境中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进,进一步探究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进展.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论市民社会的双重角色:基于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启示

立足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角,马克思和葛兰西分别强调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功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说明市民社会已在发展和积淀中逐步具有了双重角色,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线型的单向演进,而是基于国家现实表现的相机反应。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既为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又为国家提供了起码的道义认同。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则在消极认同的基础上发展成对国家意志的积极维护,并持续推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规范运行。     

市民社会理论的变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黑格尔终结了传统哲学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等同的理论观念，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成为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转捩点，他“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马克思由此出发。基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变往”，进而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     

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市民社会现代性转向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支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完整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三次现代性转向。以辩证需求体系对实然社会的纳入为市民社会理论注入现代性视野;以历史唯物主义完成对资本主导的现代性进程的结构性剖析,指证现代性社会的经济规定性;以文化组织将市民社会重新命名,在市民社会理论中开拓政治与经济维度之外的非经济场域,为之后的民主商谈的转向埋下伏笔。     

论市民社会理论变迁中的两次颠覆及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学术思想史上曾经历了重大的变迁。传统哲学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是政治国家的统一体，是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那种状态，黑格尔颠覆了这种理论，指出市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的中间阶段，是一个经济联合体，而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再次颠覆了黑格尔的理论，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抽象性和神秘性，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社会存在的物质生活领域，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进而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与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同,笔者认为,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市民社会概念,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立场对于马克思完成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走向创立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局限在于,当时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在总体上还笼罩于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还没能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国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场.     

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是其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葛兰西着重从文化和意识层面揭示了市民社会中隐性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化、意识的内蕴,阐明了发生在市民社会中的诸多变化,从而以其独特的对社会生活的领悟力确立了其独具特色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广义上包括公共存在和公共意识两方面,其出场的历史语境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而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所探寻到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内蕴着公共性思想的"公共存在"则历史地超越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分裂,实现了个体与类、个人与社会的真正统一;同时马克思立足于扬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公共意识"则逻辑地扬弃了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表征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彼此对立,消解了这一此消彼长的"意识形态幻象"。可以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在双重意义上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