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试析《论语》阐释范式的流变

《论语》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密切相关。学术思潮的更迭,形成不同的理论眼光,阐释范式也随之变迁。由古文经学之考据训诂到玄学义理,由援释入儒到理学识断,由自家心得再变为精审考据,由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到援引现代学术思想释经,在不同阐释范式的作用下,《论语》的意义疆界得以不断拓展。不同时代的意义阐释,建立起《论语》的意义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历史关联,赋予《论语》对当下社会的话语权。由此,《论语》的经典地位被逐渐建构起来。     

《诗》的经典意义及其阐释向度

我们会在各种场合与各种语境中使用"经典"这个词去表述各种对象,经典的价值就在于具有规范意义,是完美形式与高尚价值的完美结合。就《诗》而言,它既是文化经典、政教经典,更是文学经典,是三者的完美融合。三者看似前后相生,实则彼此涵涉,浑融一体,而《诗》也在各种意义的交织隐显中获得历久弥新的经典地位。     

《论语》意义生成的可能性与特点

《论语》“去情境化”的记录方式、“断定性”的文风所形成文本空白,激发了阐释者的阅读想象和求证冲动,为意义生成埋下伏笔。诠释者独特的理论视野为阐释提供了主导动力,从而发掘出文本的潜在意义,拓展了《论语》的意义疆界。语言的历史性则促生了以注疏为主的阐释体例,《论语》阐释因此表现出非系统性和诗化等特征。     

探幽抉微，彰显经典阐释与理学建构的内在关系——试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思想史是一部经典阐释的历史.朱汉民、肖永明教授所著<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从思想-学术的历史形态还原入手,将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结合起来研究,揭示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种将宋代<四书>学放置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和经典诠释序列中观照的方法,既有助于突出两宋<四书>学的特色和影响,也能够在学理上厘清<四书>学正式形成前发展的学术源流.     

与经典对话的智慧——以《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为例

美学经典文本是文艺美学理论的基石,影响深远而巨大。因此,我们必须细读经典文本,构筑与经典对话的平台,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上阐释美学经典,在历史与实践的交汇中建构美学经典。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学经典的深层内涵,体会阅读美学经典文本并与其对话的愉悦,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文艺美学理论建设。     

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

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由于主体前理解的差异,究竟哪些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往往争论不休。个体审美评价要求普遍性认同的心理需要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原动力。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力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当下社会,图象作为与语言相对的一种表述力量异军突起,语言的中心地位遭到挤压,文学经典的中心地位相应遭到了放逐。消费文化思潮使文学经典成了所指空洞的纯粹消费品,成了消费、戏仿、聊侃的对象。后现代文化对“中心”合法性的质疑,消解了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为文学经典唱起了挽歌。     

认知语境下隐喻意义建构的张力和阐释力

现代隐喻认知观认为,隐喻本身是一种语言现象的客体事实,同时又是某种认知现象和思维方式的存在特质。作为一种概念体系,隐喻意义的建构是人类语言发展、交流的根本,但隐喻意义的理解和认知并非瞬间、片刻的随意假想和猜测,而是从人类认知语境的视角出发,完成内心所创造的一种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折射反映过程。从认知语境的视角来看,隐喻理解的认知过程首先是对隐喻参数的识别,然后再明确说话人、听话人双方都互明的认知语境,最后才能达成隐喻意义的建构,完成隐喻意义的推导。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韩非子经典阐释思想研究

韩非子的阐释思想,除了体现在他对老子的解读与重构之外,还体现在贯穿他学说当中的对儒墨两家所推崇的先王的批判上,他认为儒墨两家所阐释的先王形象,有些也并没有实际依据,一方面是由于先王自己对历史的粉饰,另一方面,是由于读者自己的误读而作出了与原来不同的解释。这表达了他要求对儒墨两家所阐释的经典再重新解读、力求还原经典本来面貌的一种阐释思想。     

经与经学

在战国时期之后,“经”字是一个泛称,用来指称先秦诸子最重要的典籍。“经学”之名,始于汉代,特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是“中华元典”,自汉以后,这五种典籍书名皆缀“经”字。由此五部经典逐渐衍生扩大,而有七经、九经、十二经,至宋代定为“十三经”。这些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经学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地位。     

阅读古典著作是创新的基础

从古典的概念出发 ,结合目前外语科研学术界的现状 ,论述古典作品与时代创新的关系。文章指出 ,创新来自古典 ,古典是创新的源泉。离开古典 ,创新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目前外语学科研究者有两大弱势 :一是基础理论功底薄弱 ,有关知识结构不完整 ;二是古典知识后劲不足。没有母语文化的国学基础 ,经史子集 ,无一通达 ;外国语学习中 ,古典著作阅读甚少。这就造成外语科研难以创新的局面。建议 :(1)成立研究古典的学术团体 ;(2 )改变学术期刊厚今薄古的倾向 ,设法创办讨论古典的期刊 ;(3 )作为一种修养和基础 ,倡导师生阅读古典著作 ;(4 )呼唤学界对古典的讨论 ;(5 )呼唤现代研究与古典结合     

罗近溪的经典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就"克己复礼"的诠释而谈

在"克己复礼"的诠释史上,"克去己私,复返天理"这一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主流见解到了阳明学的时代,遭到了严重的挑战,明代心学家罗汝芳(号近溪)提出了"能己复礼"、"能身复礼"的全新诠释.这一诠释的思想意义不仅在于罗汝芳由此确立了以"己即人"、"人即仁"为核心内容的仁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经典解释的案例适以表明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应当允许突破文字训诂的局限而作出富有创造性的哲学解释.     

河北“红色经典”与中国共产党“软权力”建设

从文化领导权和"软权力"的视角论证文学与政治的审美关联:在理念层面,文学作为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政治建设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相契合;在经验层面,河北"红色经典"以宏大叙事为党的"软权力"建设进行了合理性阐释和合法性论证,创造了政治性需要和地方性表达和谐融合的范例;在实践层面,在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提高社会主义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和党的"软实力"建设的有效路径。     

制度与转型:文献学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主要是在学术方法上的,今文官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口耳相传的师说系统,但今文经在文本上多残缺,要对六艺有切实理解,最终必求之于文献的把握。所以刘歆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在解经立足点上,从师说转到了文献上来,从而引起了今古文的对立。在两汉今古文经学问题上,当时双方都不讨论文献真伪问题,而是学术立场,即对于文献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经学是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不是两条线的对立。并由此可见后世所谓刘歆造伪及今古文对立的一些特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国学与西学:中西古典学的人文价值反思

国学与西学的思想资源都在各自的古典学,但中西古典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古典学重视小学传统与文献学传统,相对轻视了人文思想的阐扬与发掘.西方古典学以语言学为基础,非常注重希腊罗马人文思想的发掘与理解.中国古典学的转向与弘扬,应致力于以语言学为基础,去发掘先秦思想传统中人道精神的内在价值.构建文明的人文精神,应成为中国古典学解释的中心任务.     

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晚清的凸显与局限

孟子突出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晚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发扬。这主要表现在：（一）宋代《孟子》在人经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尊孟疑孟的争论在晚清有复活的迹象。（二）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平等倾向在清禾时常被发挥成为西方近代的民主理念和代议制度。尽管如此,孟学依附于孔教之下的地位没有变化,《孟子》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也没有变化。可见在儒家经典中《孟子》的确以其突出的民本和平等精神存在一定程度的游离倾向,但是孟子的思想总体上是与封建等级社会相适应的,而与近代的民主精神有实质差别,《孟子》无法真正作为从西方输入的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本土性经典支持。我们应以子学精神而非传注精神来对待传统和经典。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述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书由日本江房时代古学派学者山井鼎考文、物观补遗，是《四库全书》中仅有的两部由外国人纂集的经学著作之一，在日中两国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也是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珍贵文献。日本中国学家狩野直喜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一文，考证作者生平、成书经过及传入中国始末。本文则主要论述其学术背景、卷数问题，重点是学术价值的认定和异文校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