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青少年教育态度的比较

为了了解中日两国青少年的监护人如何对青少年施行教育以及对青少年教育和道德修养的看法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在“关于青少年教养的调查”中设计了“想把孩子培养成喜欢学习的人”、“想全力以赴培养孩子”等 2 0个问题 ,并将回答分为“是这样想的”、“基本上是这样想的”、“基本上没这样想”和“完全没这样想”等 4个方案 ,请中日两国青少年的父母选择。根据调查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青少年教育的看法上存在很大差异。同中国青少年的监护人相比 ,日本青少年的监护人更侧重于“尊重孩子的想法” ,重视“将孩子培养成在自己擅长的领…     

从“变”谈起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不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就会变修正主义”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这个“变”,分析这个“变”,防止这个“变”。一个政党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的思想也是这样。对于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讲,能不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微杜渐,永保工农兵革命本色,就成为防“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有的工农子女上了大学以后,变得…     

“看病难”,真的没法逆转?

我们常常习惯于埋怨身边的“不合理”、“不公正” ,却少有人像医生那样 ,对“疑难杂症”把脉开方。其实 ,公众的事还得公众管。下面的“点子”不尚空谈 ,实实在在。我们欢迎这样的“对策性研究”“看病难”———凡是去大医院就诊的病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尤其对老年人而言 ,更是“难”不堪言。客观地说 ,导致人们“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是优质的医疗服务供给量小于病人的就诊需求量。其实 ,上海的医疗资源在总量上并不少 ,但是资源配置不合理 ,部分医疗人员的医德缺陷与医术低下更是加剧了供求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不是增加供给数量 ,…     

说量度

读了陆俭明先生发表于《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3期的《说量度形容词》后,深受教益。笔者阅读了一些文献,对“量度”产生了一些想法,以就教于陆先生及广大读者。 1.可量形客词(A) 陆先生认为能出现在“长了三尺”这样格式中的“长”是“表现量度的”,所以称之为“量度形容词”。其实这个格式中“表示量度的”并非是“长”,只不过“长”的程度可以用“三尺”这样的定量数量词来衡量。所以本文将“长”这类形容词改称为可量形容词。可量形容词是指其本身程度常用定量来计量的形容词,即它可以带有对形容词本身可比较其程度的定量数量词。据…     

爱与教育是 “问题少年 ”的良药

现在的家庭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很多孩子不仅生活条件优越,更是家里的唯一希望,被寄予厚望。很多懂事的孩子当然也明白身上的“重担”,希望能成为“精英”成为家庭的骄傲,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注定“平凡”。在“精英”与“平凡”中间漩涡,也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碰。我们班的她正是在这样的“旋涡”中,被“阴暗”遮住。     

恩格斯,将军

“将军!”——马克思全家人曾经多少次这样亲切地称呼过他。“将军”——在多少战友们的回忆中这样饱含敬意地写到他。1895年8月10日在追悼恩格斯逝世的大会上,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     

论完整的人道主义

古罗马诗人特伦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人,因此凡显示人性的东西,对我都不是陌生的”,这句话很可以成为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那种特殊历史现象的座右铭,而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不仅是“永恒的人”,而且还是能取得人类一切成就(包括艺术、科学、语言、文学、政治以至经济方面的成就)的人。经过漫长的“黑暗时代”(这样称呼它是带有一定的武断性和不恰当的)之后,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一种理想,一种全面发展人性的理想,它被称之为“人道主义”(这样     

班主任的四个“不等式”

班级建设讲求管理艺术,在实际工作中,班主任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管理疏忽。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犯错仍奉为真理执行,这样便会使班级管理工作偏离正轨,甚至会影响学生一生。本文从“严格要求≠体罚学生” “发挥班委会作用≠撒手不管”“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与学生称兄道弟”“学习好≠啥都好”四个不等式中阐释了班主任的管理之道。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谈谈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亲爱的读者: 在初步谈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社会关系的具体形式作些考察了。简单说来,一定的社会关系总是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团体和组织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一定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必定是某种社会关系的反映。就象我们在上一封信里已经讲到的:家庭这样的团体(如果允许把家庭也叫做团体的话)反映的是一种“初级关系”(或者叫“首属关系”);商店这样的组织反映的是一种“次级关系”(或者叫“次属关系”)。因而,家庭可以叫做“初级团体”,而商店是“次级团体”。我们平时习惯于把青年踏上工作岗位叫做“走上社会”,有时又会把一个青年暂时待业在家叫做“社会青年”。其实,任何人都不可能直接生活在抽象的“社会”之中,他只     

一个搭鹊桥者的自白

安徽省歙县团县委主办的“鹊桥中心”从1989年春到1991年春的两年中,共登记求偶单身男女1491人,促成直接会面或通信认识的290对。这样的机构在当地很受群众欢迎。这个“鹊桥中心”的创办人和负责人江利刚被称为“搭桥大王”。     

欧美文学中的尚古主义倾向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或读到这样的话“我那年月事情可不是这样的”，“在过去的时候”，“在好查理大帝的黄金时代”，等等。人们就是这样怀念着过去，怀念着年轻的时候，怀念着那一切似乎都是美满的时代。怀旧使某些人去尚古，或以尚...     

中国道德政治法律全面拒绝"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的行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屡屡遭到重拳打击,一方面是刑事司法的严厉制裁,另一方面是老百姓异口同声的唾骂。在这样官民一致对之作出否定评价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妄谈“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合理性”,这就不能不给一点以正视听的声音。本文拟从三方面加以阐述。     

“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评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

1985年12月,日本北海道拓殖大学有位叫田中正明的讲师,在日本《正论》杂志上,对中国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出九点所谓质问,说什么“根据政治意图建造的这种永久性建筑物”,“会给两国的将来留下不信任感”,“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要求“中国方面作出明确答复”。同年10月的《全貌》杂志,还刊登了田中正明对中国的《抗议书》,说什么建立这样的纪念馆,“后患无穷”,“将成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障碍”云云。     

新经济与中国未来发展——2000年9月28日在“新经济与广东未来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在我用“新经济与中国未来发展”这样一个题目在这里发言的时候 ,需要作一点说明 ,那就是我使用的“新经济”这个词 ,同在这个会上许多发言者使用的不完全一样。在这个会议上 ,许多发言者讲的“新经济”的概念 ,如《中国经济时报》2 0 0 0年 6月 1日的一篇文章里所携带那样 :“最早是人们在描述美国经济近几年的走势时提出的”。美国经济从 1 991年3月开始由谷底攀升 ,连续增长至今。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的。这几年美国经济的情况的确很值得经济学家下一番工夫 ,进行分析 ,好好研究。在对这个现象进行研究时 ,给它起一个…     

令人费解的意大利法律

在意大利，常常会听到辩护律师对当事人说着这样安慰的话：“别担心，像你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去坐牢呢。”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这个十分开放的国度里，似乎没有什么坏人坏事不能被宽恕的。     

商帮探源述流

本文探讨了“商帮”产生的源流及其后来的流变。自唐代起,中国货运业中就存在“纲”的形式,宋元明时代,官私海外贸易一直以“纲”的组织形式进行。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贸易中出现的“客纲”,将客商与纲结合在一起,是地域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的外在组织形式;万历后期起各地盐运业中采用的“纲运法”,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为“商帮”名称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到清前期,福建盐运业分地区为商纲承运盐斤,商纲被称为“商帮”,“商帮”之名正式产生。只是这样的“商帮”,是以行盐的方向或地域来称帮的,与后来称某地的商人群体为帮还不完全相同。清末民初,乃直接有“商帮”的说法,“商帮”普遍出现在文献记载中。这样的“商帮”,在清末各地成立商会时,成为组成商会的基础。     

创新者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访辽宁省版权保护协会秘书长周绍军

2007年4月26日,是国际上第七个“世界知识产权日”,而今年又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定位为“知识产权文化年”。版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记者近日采访了辽宁省版权保护协会的秘书长周绍军先生,以期深入了解对大众来讲还比较陌生的“版权”概念和辽宁省版权保护工作的具体状况。     

卢沟桥事变与不扩大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曾围绕着如何对中国展开进一步的军事侵略提出不同的见解,产生了人们常说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日本学术界对“不扩大派”的著述,多有美化不实之词。这样,正确分析事变的原因和两派的产生,深刻认识不扩大派的实质,澄清被“美化论”所掩饰的历史真象,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秦代“初为赋”质疑

本文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代“初为赋”进行再研究。认为多年来专家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的“初为赋”是汉代赀算的源起,它的产生经历了由西周春秋的军赋向战国户赋、秦代赀赋这样一个演变历程。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接力”模式和“反哺”模式的再思考

在养老方式研究领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我国养老方式为双向的“反哺”模式,西方为单向的“接力”模式。笔者通过对最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由于现实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以上的有关国内外养老方式的划分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现实情况。从代际关系角度看,中西方养老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用“相互依存模式”代替“反哺”和“接力”更能准确地反映养老方式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