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国民党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日益加强,在亡国灭种的外患内忧催化下,唤醒了中国知识界先进分子的民族和民主意识。新启蒙运动是抗日救亡的要求,是反对封建法西斯的要求,是反思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展道路的结果。无论是从适应救亡的形势,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还是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启蒙运动都是势在必行的。     

论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界发起的一次以弘扬五四精神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号召一切爱国人士关注文化救亡,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摇旗呐喊。"七七"事变后,新启蒙运动的战将各自奔赴抗战后方,新启蒙运动接近尾声,但它实已逐渐融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并在实践上为抗战做了积极的思想动员工作。     

张申府与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为适应抗日救亡而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兼有学者和政治家身份的张申府,积极参加了此次运动。他对启蒙的阐释,对"实"和"理性"的大力倡导,都显示了他作为哲学家的独特之处,他基于民族命运的种种思考,在新启蒙运动中得到展现。张申府对新启蒙运动有倡导之功,宣传之力,贡献突出。     

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及启示

新启蒙运动是在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反奴役、反礼教、反复古、反迷信的新文化运动,亦称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或新＂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扬,在新文化运动没有实现的文化普及化、大众化领域,提出了更多的新思想、新理念。在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新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对于文化大众化的新发展,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化自觉下的延安时期新启蒙运动研究

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的历史时期,基于抗战、救亡的目的,知识界对之前的五四启蒙运动及中西文化进行了反思与重估,彰显了一定的理性精神与文化自觉。新启蒙运动之"新",主要体现在对五四的继承与超越、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以及新文化综合观三方面。虽然新启蒙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由于在运动中知识界积极倡导文化的民族性、启蒙的大众化与文化的综合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而且,在新启蒙运动中所确立起来的对待中西文化的立场、态度及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细分为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中国化。学理层面的中国化的推动力量不仅包括中共领导人,还包括党的一般理论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精英。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新启蒙学者积极倡导“中国化”,使学术界形成了浓厚的“中国化”的学术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学理层面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启蒙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新启蒙运动的现代思考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为理论出发点,试图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它强调理性与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为旨归,因之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由于受到中国特殊语境的深刻影响,新启蒙运动被裹挟在救亡、革命的外套中,自由始终被遮蔽着。新启蒙运动作为本体论事实是不应忽视的,深入把握新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对于全面认识启蒙的复杂性、艰难性,对于未来启蒙的策略、走向、期待都是不无裨益的。     

新启蒙运动下的“新哲学”与自由主义

1936-1940年中国出现的新启蒙运动,被视为哲学上的一次大联合.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分属于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和自由主义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二者对新启蒙运动性质的侧重点、核心概念、未来要建立的“新哲学”、哲学与人生及与社会等论题的理论取向明显歧异,但对这场运动的总体性质、基本内容及未来文化建构则达成一定共识.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条件变化,二者的合作走向终结.可见即使是后人眼中完全对立的思想流派,实际上也曾有分有合,分合源于其思想学说有异有同,异同何者起主导作用,则取决于所处的现实条件.这对如何才能真正把握理论的发展趋向,并理解理论运用于实践所面临的复杂的事实层面问题,有启示意义.     

关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

193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旨在抗日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作为北平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发展、高潮以及最后走向结束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其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动机及思路,揭示他在新启蒙运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进而并对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客观评价。      

中国新电影三十年：神话的兴起与终结——关于第五代电影的文化反思与历史重估

以第五代为核心的中国新电影在1980年代辉煌崛起,构成了新中国电影从极端政治化向高度商品化转型的理想主义阶段,造就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基本想象。利用突出意象造型的现代主义电影语言,第五代电影缔造了新的电影神话、主体神话和家国神话,成就了其在文化大众化、商业化过程中的先锋身份与经典地位。第五代电影的崛起与陷落,表征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的悖论：启蒙与神话、先锋与媚俗、自由与禁锢的二位一体。追溯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转折,重估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价值,见证一个启蒙电影神话的兴衰起伏,可以更加辨证地理解、分析当代中国电影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可能。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救亡语境下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话语论析——以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为中心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以文化救亡为使命,历经反复碰撞与考量,终于在以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化思想体系.该体系以依据论——根基论——主体论——途径论——目标论为框架,并在领导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等运行方案上作出了大胆探索,为中国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     

塘田战时讲学院与湖南抗战文化运动

塘田战时讲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湖南抗战文化界爱国知识分子倡办、用以培养基层抗日干部兼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干部培训学校,是湖南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塘田战时讲学院聚集了当时湖南最优秀的师资,面向全国各地各阶层公开招生,对学员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在当时的湖南可谓影响深远.塘田战时讲学院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指导学生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和对周边的民众教育,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向乡村深处发展",其统一战线的办学形式,也为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浅析冷战后日本文化教育界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国际上冷战体制的结束,日本社会日益保守化、右倾化,右翼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右翼的思想主张在日本越来越有市场,从而导致教育界、文化界的右翼力量逐渐兴起和发展。本文就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成因进行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政策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主要包括干部的提拔使用,干部的考察、审查,干部的团结,干部的教育培训,干部的交流等内容。学习和研究这些干部政策对于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借鉴作用。     

论抗战初期的"新运妇指会"

抗战爆发后,为了联合各界妇女团体,团结和动员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抗战,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设立了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等小组,成为全国性的领导和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构.各小组在新运妇指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战、抢救难童、慰劳伤兵、训练妇女,为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只是军事上的,更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开战.为抵制日本文化渗透,唤醒国人捍卫中华,国民党采取战时基本文化政策与措施,组织开展了抗日救国宣传.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团结和进步的原则,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文化阵地的作用,倡导全民族抗战,将全民族“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到反击日本文化侵略的战斗中去.     

抗战时期海外的“伤兵之友”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民伤亡极其惨重。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渝成立了“伤兵之友”总社,掀起了“伤兵之友”运动,为受伤官兵“广征朋友”。与此同时,在海外,尤其是在华侨社会,此项运动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推行。广大爱国华侨及国际友好人士纷纷慷慨解囊,踊跃输将,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诗歌运动情况概述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诗歌运动是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战地社和铁流社等新诗团体、在军队和记者群中活跃的诗人群体以及燕赵诗社等旧体诗团体开展起来的。这些团体通过街头诗等运动形式一起促成了晋察冀文艺的发展,并推出了一些杰出的诗人和作品。本文力图在翔实的史料的基础上,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诗歌运动做一下整体概述,再现当时的诗歌运动盛况。     

试析台湾新兴农民运动

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政治转型的初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农民运动也赶上了这波潮流,并且声势浩大,引人注目。台湾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小农,向来被认为是最具保守性格的群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走上街头?这波新兴农民运动的历程如何?又为何迅速没落了?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