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行政契约的发展及其运用

“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转变为行政契约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行政契约因其合意、平等、非强制、柔性化的优点,而具有应对WTO规则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目前,按照WTO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保障条款和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积极推动行政契约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乃当务之急     

WTO规则对我国现行行政审批制度的影响

行政审批是一种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我国要加入WTO必须对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改革过程中我们应始终贯彻公平和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科学和效率原则.     

WTO的透明度原则与我国行政公开的现状及其改革

透明度原则是WTO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透明度原则是对WTO成员国政府行政公开提出的较高要求。我国行政公开的现状与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尚存有较大差距 ,应该对我国行政公开进行改革。     

从治理理论看我国行政决策机制

治理理论作为现代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新兴理论,其理论所包含的“回应性”、“互动”、“公开性”、“透明度”、“法治”、“公正”、“有效”等主张对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完善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具体措施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行政决策理念、加强政府与公民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建立沟通顺畅的网络系统等。     

面向国际市场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是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宗旨,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目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非歧视和透明度为基本原则制定的有关贸易政策的政府间多边协定,也是一部国际商     

我国行政指导法律救济制度探微

在我国,行政指导具有其他政府行政行为无法替代的法律地位,对行政指导进行法律救济是“权责一致”法治原则的要求,是时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是诉讼法发展趋势的要求。我国的行政指导法律救济制度要从立法内容,立法模式上进一步完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诚信原则文本研究

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对中国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要求、方式步骤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纲要》及其配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为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行政提供了行为准则。诚信原则作为依法行政原则重要内涵之一,体现在《纲要》第三部分关于“依法行政基本要求”的相关规定当中。诚信行政是树立政府权成的关键,同时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正确理解《纲要》关于诚信原则的规定,是实现依法行政目标的前提要求。《纲要》文本中的两个“行政决定”具有不同的内涵,其有关行政机关撤销、撤回、变更行政决定所要求的事由各不相同。《纲要》作为规范性文件应与其上位法——《行政许可法》保持一致。     

从合理性原则审视WTO保障措施的适用

合理性是政府运用保障措施的必然要求,是保障措施超越WTO自由贸易价值取向的产物,凸显了“合理性”在WTO保障措施问题上的重要性,并把政府适用WTO保障措施定位为一种国际间政府行为,从传统的政府行为合理性原则的视角,结合WTO争端解决机制确立“非违法之诉”对合理性的认定,把行政合理性原则对政府行为的要求应用到WTO保障措施的适用中,寻求我国政府合理适用WTO保障措施的解决方案。     

论政府诚信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诚信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导向性作用。诚信原则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在依法行政过程中提高政府诚信必须解决政策及施政透明度、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政府角色定位及反腐败等问题。     

行政立法科学性的范畴与维度

“法治中国”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的治理模式,而是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等体制创新所应遵循的最优总体原则与理想目标。作为“法治中国”的重要构成,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依托依法行政这个中心环节。行政机关依法创制的各类法律规范是其依法行政不可或缺的法律资源,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立法机关立法功能不足的缺陷。然而,行政立法应如何达成科学性则是法治建构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据当前行政立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行政立法的政治基础、法律要素与道德要求的考量,科学性可以作合法性、规范性、合意性、民主性和公正性五个维度的解读与诠释。     

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我国实施政府雇员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政府雇员制是指纳税人出资委托政府从社会上雇用专门人才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但雇员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的一种人事制度。我国政府目前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精简机构和公务员改革上,对政府雇员制还需要逐步的改革和完善使其真正起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吸引人才,促进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作用。     

政府道德：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基础

政府道德是政府构建和运行的价值基础,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伦理基石。政府道德具有初始性、客观性、约束性和传承性四个基本特征。政府道德既为行政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又为行政能力建设指明了路径．即以公共服务精神统摄行政理念并切实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巩固权力运行的合理性基础,取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

创新理念、人本主义理念、效率理念和服务理念是推动世界各国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普遍应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因素。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实现跨部门业务与服务的整合,再造行政业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与政府服务质量,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信息技术应用与行政改革一体化的集中表现。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家们对政府管理创新与信息技术应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应进行重新思考,不仅要重视信息技术对于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而且更要重视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观念、行政理论、行政官僚体制对于信息技术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信息技术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政府公共管理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信息技术只有在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行政理念的支配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深刻阐述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科学内涵、发展目标、应用原则与具体任务,并探究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突发事件中政府传播科学信息行为的法律分析

信息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而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则更具有特别的价值。突发事件中政府传播公众急需的科学信息的行为,在行政法视阈下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但介于政府传播科学信息的抽象性与具体性,一定情形下政府传播科学信息致害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弥补现行法律规制的缺陷,需在立法上进行完善,加强政府与科协的合作,并在救济途径和行政责任上进行适当创新。     

制度视角下的政府管理创新

政府管理创新是政府调整行为以适应客观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制度作为政府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重要工具,贯穿政府管理创新活动的全过程。从制度视角探讨政府管理创新活动,减少制度短缺、制度剩余等给政府管理创新带来的负面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政府违约责任的法域归属

政府违约责任兼具权力因素和契约精神,从而决定了其特殊性.一些民法学者认为根据现有规定政府违约责任适用<合同法>,所以其性质理应为民事责任;而行政法学者却认为政府作为最为重要的行政主体,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及由此引起的违约责任也当然是行政责任.以上两种说法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了政府违约责任所具有的公私兼容的性质,都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只有体现公私交融性的经济法才能为政府违约责任提供正确的法域归属,政府违约责任的经济法属性是其制度构建的基础和前提.     

从军法到司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贪污案审理权的转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将审办贪污案的权力划归军法以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在抗战后期,由于军法弊端重重,更主要的是随着宪政运动的再度兴起、司法界的呼吁以及国际上的压力,贪污案的审理权从军法回到了司法,但司法机关实际上并未真正的掌控对贪污案的审理权,由于军权和行政权坐大,贪污案审理权的归属依旧是个问题。     

地方立法的主要问题及其反思——以湖北省为例

地方立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权力机关缺乏必要权威、政治生活中的行政主导模式以及公众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自觉等因素,地方立法存在僭越中央专属立法权、地方立法权限范围模糊、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立法权限不明、地方权力机关立法主导丧失等问题。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应最终加以解决。     

有效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政府理论（续篇）》是在《政府理论》基础上对具有中国特色政府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其理论创新之一就在于明确提出和论证了行政及行政管理、行政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政府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和兴衰,政府治理应该中国化、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道德化。该书的出版,必将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的理论资源,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升我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