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然权利到现实权利:社会保障权实现机制

考察分析社会保障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现实权利转化的方式、过程及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为理论指导。社会保障权首先是一种道德性权利,其正当性根源存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人的需要是权利得以产生的最终动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阶级结构直接影响社会保障权以国际人权、宪法、具体权利的方式得以确认的进程。社会保障法规范经由监督管理机制、资金运行机制得以具体实施,当权利行使受阻时还应有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作保障。     

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人人享有。由于我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民社会保障权缺失,这不仅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而且导致因老而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农村频频发生。农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村反贫困存在着正向关系。夯实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既是宪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是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举措。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社会保障权

我国新农村建设政策昭示着农民主体性不断凸显,农民社会保障权中蕴含的三种人像促使农民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然而,从现实的角度考察,第三种人像下的农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民的主体性共同缺失.为了找寻丢失的农民社会保障权,应当促进社会保障法上的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立法实现,从而使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美好蓝图在渐进的路径下铺展.     

作为宪法权利的社会保障权--基于文本与判例分析

社会保障权是否为宪法权利存在争议.从宪法文本考察,世界多数宪法规定社会保障权是宪法权利,其方式有三或直接规定为宪法权利;或规定提供社会保障是国家的基本义务;或规定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的国家在宪法中未作规定,但通过司法判例确认并维护社会保障权;具有普适性的国际人权法、专门性国家条约、区域性国家条约也都承认社会保障权是基本人权.确证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权利性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严峻的社会保障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论社会保障权之宪法保障——以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的完善为中心

社会保障被确认为公民的法定权利始自十九世纪末的德国。随着人权思想的兴盛,社会保障权由普通法权跃升为普遍人权和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成为各国宪法规范的对象。随之产生的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对于推动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有效行使、保护和实现,有重大的促进功能。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产生和演变较之他国更为曲折反复,现行宪法中有关社会保障的规范存在多种缺陷,使得社会保障权在我国尚未真正成为公民的宪定基本权利。应通过修宪或释宪的方式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俾使社会保障权获得宪法的强力保障,并成为社会保障事业与社会保障法制进一步发展的根据和助推器。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权利意蕴及其谱系构建

农民失去土地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失地农民成为近年来社会发展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的生存环境、法律地位、权利实现等人身、财产内容因历史因素、现实状况都不能与普通社会成员对等而得不到保障,国家应在法律层面上给予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失地农民享有社会保障权,是道德与法律共同愿景,是生存权利优先的法律价值取向,是国民分配从慈善走向正义的必然要求.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中,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社会福利权三者层级互补、共生相促、有机结合,完成从失地农民的诉求到国家责任的权利谱系构建.     

和谐语境下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保护

社会保障权是一种基本的和谐人权,一种选择性社会权利,一种接受权亦即积极人权。应然逻辑从平等生存权、人的尊严、平等发展权三个维度要求国家必须保护农民社会保障权,实然逻辑要求国家建构以宪法为核心,以立法为基础,以司法为手段的农民社会保障权法律保护体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考量中国农民的现实特征,从共同体道德原则与人权哲学角度,构建对农民权利保护的全新理念以及维护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安排,以期为破解我国“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思索。     

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及政策 ,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必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同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等制度衔接配套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海洋经济系统科技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海洋经济系统有别于陆域经济系统,其开放性、高风险性、高收益性及对资本与技术的高度依赖性,迫切需要科技创新驱动效应的有效发挥。人类对科技创新内涵的理解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科技创新具有内生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1998-2014年东部沿海地区科技研发经费投入与海洋GDP数据建立时间序列,通过进行协整检验,建立VEC模型,分析海洋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关系,结果表明:当前海洋经济系统科技创新驱动效应不显著,科技创新处于被海洋经济发展引导促进阶段。基于海洋经济系统特点,科技创新驱动效应的发挥既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我强化,更依赖于政府宏观引导与创新制度建设。     

商号权与商标权权利冲突问题的分析

我国现行立法对商号和商标实行分别保护,而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往往又是相互交叉或包含的,商号与商标两权之间的冲突问题也就突显出来。然而这种冲突是可以通过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加以预防的。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驱动研究——基于云南直过民族整族脱贫实践

"直过民族"是中国特有的概念,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它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在云南11个直过民族整族脱贫的历程中,政策性的外源驱动和族群内的内生动力所形成的合力是引领这些族群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也将在乡村振兴中以惯习的方式和力量继续推动各民族走向富裕。     

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科技意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广东省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430位农民的实证调查

科技意识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基本看法,它反映了人们对科技的认识及关心程度,是科技素质中最为基础与核心的心理要素。目前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科技意识较为淡薄,影响其科技意识提升的因素主要有文化制约、技术制约、效益制约和资金制约。完善农村的教育体系是培养农民科技意识的基本环节;增加农业科技的有效供给是提高农民科技意识的重要环节;抓好采用科技的经济环境是强化农民科技意识的关键环节。     

当前农民权利缺位与失衡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落脚在农民权利的保护上。当前农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的缺位与失衡,凸现了农民权利保护的必要性、紧迫性和严峻性。     

人口双向流动视阈下欠发达地区农民科技信息需求行为研究——基于贵州农村的实证调查

人口双向流动的＂常态化＂趋势使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分离出外出、返乡和留守三类农民群体,他们对科技信息关注程度、需求偏好以及影响其科技信息需求的因素都不尽相同,这对相关科技信息供给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应加大科技研发和资金投入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技术培训、综合利用多种信息传播渠道,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农民对科技信息的需求。     

论土地权利发展的三大轨迹及其启示

土地权利制度是土地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科学健全的土地权利制度应当从国情出发,遵循土地权利发展的一般规律,满足土地利用的现实需要.从人类土地权利形态的发展历史脉络来看,土地权利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轨迹,即土地权利由绝对走向相对,由平面走向立体,由静态走向动态.我国现行土地权利制度主要反映土地利用的平面权利和静态权利,未能充分体现土地利用的立体权利和动态权利.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土地权利制度建设的重心应当是立体土地权利和动态土地权利的制度建设,即在空间权制度和土地发展权制度两个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利的保障——以宪政为视角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对农村的经济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进行了基础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为我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提供了宪法保障。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宪法和相关法律在制度安排上也存在着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的主体地位能否得到确立、农民的各种权利能否得到尊重,是新农村建设得失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     

经济欠发达地区两型社会建设与农民增收问题分析

两型社会建设为实现农民增收、怎样实现农民增收指明了方向,农民增收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与农民增收是高度统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应推行农业清洁生产,缓解资源压力,实现农民规范增收;做好生态农业发展规划,实现农民科学增收;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实现农民稳步增收;树立两型农业发展意识,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增强农村两型社会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保障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