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年宁夏府地震考

乾隆三年底 ,宁夏府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 5万余人死亡 ,城垣、衙署、民房百无一存。清政府特派钦差 ,会同地方督抚及宁夏八旗驻防将军等 ,处理抚恤、赈济、重建等事务 ,并分别对赈灾之官员等进行奖罚。通过考证清政府对此次地震之处理情况 ,可以了解清前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等 ,其方式、方法 ,于今或有可借鉴之处。     

清朝的卫所裁并——以蔚州卫、宁武所、丰川卫与关西五卫为个案

卫所的建立始于明朝,清代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蔚州卫、宁武所在清朝被改为县和府的过程,与整个清代裁并卫所的大浪潮相契合。而丰川卫和关西五卫在清朝的设立,则是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但之后还是被裁并。这些个案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清朝统治者基于现实而采取的不同统治政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边区民情,也表明了清朝裁并卫所之时纷繁复杂和曲折反复的历史过程。     

《金瓶梅》故事发生地是以徽州府府城为轴心的

众所周知，《金瓶梅》斯书是从徽州人明代兵部左侍郎汪道昆编纂的百回繁本《水浒传》中第23回至26回抄出，演义成100回近百万字的世界名著。     

地方开发、环境变迁与政区变动的相关研究--以清代宁夏府新渠、宝丰二县为例

新渠、宝丰二县政区变动是清代前期宁夏府行政区划沿革史上重要的事件。该文通过系统考察新渠、宝丰二县政区的沿革过程,探讨了地方开发、环境变迁与基层政区置废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在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地方开发、环境变迁等因素对政区变动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各有所侧重,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二年寺工壶、雍工改壶铭文新释

二年寺工壶、雍工敃铜壶现藏咸阳市博物馆。二壶形制基本相同。圆口,鼓腹,圈足,腹部有三圈凸起的弦带纹,肩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二壶在腹部及圈足均有铭文,其释文最早公布于1981年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三届年会黄盛璋的论文《试论战国秦汉铭刻中从“酉”诸奇字及其相关问题》中,1983年7月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十辑发表了黄氏的论文,同年11     

清朝对中亚诸部的政策探析——以1759-1864年为中心

乾隆中期统一新疆后,清朝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开始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中亚诸部发展同清朝的关系最主要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藉此增强其国力。而清朝发展同中亚诸部的关系既是一种政治礼仪上的需求,冀其臣服于己,以示清帝为天下共主,同时,也是为了边疆统治的安全。从清朝对中亚诸部的政策来看,无不以此为目的。清朝的中亚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其中亚政策却是失败的。     

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从“雍正五年条例”看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以朝廷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为视角

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实质在于被统治者对于统治秩序正当性与正统性的认可与信仰,其存续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统治的兴衰治乱。在传统中国,被统治者对君主的认可和信仰是建立在共同遵循的儒家天道观基础之上的。君主不仅是价值观的承载者,而且通过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践行价值观,从而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是君主践行儒家天道观,正确履行其职能,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信仰的重要举措。雍正五年条例正是这一逻辑的深刻体现。     

浅论民国时期宁夏的慈善事业——以《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为例

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给慈善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地处西北一隅的宁夏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在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近代社会慈善事业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从恢复生产、施医给药、改良风气等方面对宁夏的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了规划。     

复合型人才是对外开放的基础支撑--以宁夏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为例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开放是离不开复合型人才的,特别是离不开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支撑。文章对照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培养、使用情况及相关配套政策,通过对宁夏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对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状况的模拟调查,结合宁夏实际,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

先天二年政变是玄宗最终掌握最高权力的惊险一跃,而这一事件牵涉到玄宗与睿宗父子间激烈的权力争夺,因此唐代史官在国史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讳饰。然而以张说所作的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则可展示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政变之前激烈的政治较量、七月三日政变当天的整个过程,同时揭示政变后玄宗通过削弱政变功臣郭元振的权柄、最终掌握所有权力的真相。对于这场政变全方位的探索,显示唐代国史的书写通过遮蔽政治事件的关键性细节、重塑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从而使史书记载最终符合其政治正确的逻辑。     

唐龙朔二年左右司郎中改名左右“成务”考——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唐龙朔二年(662)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改名史有“承务”“丞务”和“成务”三种不同记载。因行用时间仅有八年,传世文献可资辨别者甚少,加之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将原本“成务”校改为“丞务”,更使“丞务”一说几成定论。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乾封二年(667)郭■丑勋告》是龙朔二年百官更名之后的唐代官方公文书,原样保存的当时中央三省相关部门的职官称谓和吏员,可与文献记载一一印证。而敦煌写本乾封二年《氾文开告身》及近年出土乾封三年《苑大智告身》等“王言之制”,新出薛元超、崔安敬墓志等石刻材料也俱提供了更名期间行用新名的实例,且以抄本和石刻形态确证了相关字形。因此可以断定,此次左、右司郎中改名应为左、右“成务”。     

秦汉"傅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

简牍表明,秦汉傅籍于每年八月进行,秦和汉初是十七岁始傅,景帝时改为二十岁,昭帝改为二十三岁;傅籍是成年的开始,同时标志着政治身份的改变,在承担服徭役的义务的同时,也开始享受与其身份相一致的利益,按等级获得爵位、田宅、实物以及减免刑罚的特权,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变动的制度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