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从形式探索到幻觉形成：电影本体#br# 变革中的孙瑜早期电影

1930年代中国电影从无声向有声的转变,是堪比“国片复兴”与“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历史推动力。孙瑜在此期间的电影创作经历了这一转变的完整历程,作为一个在影戏传统的影响下创作,并以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故事为电影内容的作者式导演,一方面他积极吸收欧美叙事电影的经典技法,另一方面他对电影的表意形式、煽情效果的主动探索与运用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式外观,而这种形式的复杂揭示出孙瑜早期的电影创作正处于一种由曾经稳定的形式本体——默片,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本体——有声电影的中间阶段。     

转变中的中国“都市一代”电影： 全球时代中国“电影节电影”的文化面向

 　　　摘要：  作为一个定义多元的指代,“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能够用于批判地考察两代中国电影——尤其是对在过去20年中在国际电影节平台上大放异彩的“都市一代”——的全球流通轨迹。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节体现出巴赫金式的多声部性,而“世界电影节体系”作为世界“电影经济体”的重要环节,通过销售代理、发行商和影评人等的协同努力将电影协力打造为“有利可图的国际奢侈品”。同时,电影节影片甄选和节目策划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文化产品的“经典化”倾向;更重要的是,甄选过程本身无疑也融合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议题。通过略览领风气之先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如张艺谋等人的“自传民族志”电影作品,人们能够看到当代后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如何演进。而新一代中国电影中所谓“电影节电影”的制作、流通和展映,也成为中国大陆独立电影生态中的重要部分。同时,部分年轻的电影作者通过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特定的美学特征或者重复受关注的题材来赢得国际电影市场的通行证——这种做法也不应该完全被看作是负面消极的：一方面,电影节网路成为中国独立电影进入全球视觉制作/消费食物链的关键一环;另外一方面,关于“电影节电影”的刻板看法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或者部分抛弃。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历史记忆的影像表达——当代电影中“文革镜像”的编码机制研究

“文革”给“后文革”时期电影创作提供了很重要的母题。在不断出现的关于“文革”的种种话语叙述中,创作者们将自身对“文革”复杂性不同的理解,对历史客观性的深度介入和差异编码,导致“文革镜像”的差异表达。“文革镜像”的研究首先涉及历史叙事的角度问题,主要是历史是如何出现在影像中,承担何种功能。其次是如何编码与解码。而虚构的情境观影协议早已在电影与观众之间签订。历史的真实在“文革镜像”中已经是无可企及的幻梦。影像在历史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找到合适的表达平衡点,在意识形态神话和理性反思中找到合适的编码与解码方式。     

论十七年文学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文学上接延安文艺的传统,致力于为意识形态服务,围绕新中国的发展组织叙事。现代性时间的引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路标,标示着战斗和革命的进程。时间常常在革命胜利或主人公的牺牲与成长时戛然而止,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主人公成为不完全主体,其非自足性强化了创造历史的集体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力量。在叙述者于统一价值规范下的自觉创作取向背后,真正隐藏着的叙述者是“阶级”话语。     

《南京！南京！》的创作与接受”研讨会综述

在上海大学影视与文学创作批评中心组织的“《南京！南京！》的创作与接受”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的教授们与该片导演陆川从社会文化及电影史等多个角度,对影片创作与接受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进行了畅所欲言的探讨和交流。石川、陈犀禾、葛红兵等教授认为,影片所采用的多重角度叙事,一方面突破了中国抗战题材影片传统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的观影困境,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尴尬和争议由此产生。曲春景教授指出,“反法西斯” 环节的缺失是影片创作与接受之间出现错位的主要原因,反法西斯维度的建立是反思战争的前提。金丹元教授、程波和葛颖副教授、黄望莉和陈晓达老师以及影视学院的研究生们从电影的叙事立场与中国观众的观影心理的角度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葛红兵教授、刘海波和聂伟副教授还谈到了导演陆川对同类影片的超越,认为该片超越了中国以往同类题材的影片。陆川导演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导演阐述,认为将“小概率的日本人与普遍意义的中国人”并置,“是对创作的一种不公平”;所谓表现“日本人的忏悔”是一种误读。     

银幕影像的感知革命：从吸引力#br# 电影到体验力电影

以电影学者汤姆·甘宁的“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为论述起点,作者在分析和总结晚近电影放映和电影语言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体验力电影”（cinema of experience）这一重要概念,用以指认全球影像创作领域出现的一些大胆美学实验。相较于叙事,以伊纳利图、李安和诺兰为代表的探索者近来更关注影像体验感、沉浸感的营造,更看重如何才能让影像诉诸观众的“情动力”（affect）和“全感力”（sensorium）,将观众最大限度地带入到叙事中,近距离乃至“无距离”地具身体验人物的所见所触所听所感。这类影像实践,就是“体验力电影”,这些电影构成了流媒体时代银幕影像感知革命的核心,也代表了晚近电影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     

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论新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叙事嬗变

从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角度,新中国电影60年叙事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单纯的社会主义现实叙事”,“极端的政治权力话语叙事”和“走向多样化和市场化的新电影叙事”。三个历史时期的叙事嬗变表明,电影叙事的辉煌与繁荣,与电影叙事中的主体及其主体间性保持动态平衡、和谐互动的良性循环状态密不可分。其中代表国家叙事层面的权力-机构主体,其对叙事-创作主体的叙事创新与追求和接受-观众主体的趣味与反馈具有主导性的支配作用,是构筑新中国电影叙事总体风貌和主导模式的关键因素。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的理论综述

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是制约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功能发展的主要因素,相关的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当前有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和视角涉及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必要性、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利益冲突和阻碍因素以及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的思路和措施等方面。本文旨在对此进行梳理和评述,并试图探寻其中的缺憾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生态伦理观与生态创新体系的建立

该文首先回顾了人类认识自然的历程,从时间维度拓展到地理空间维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自然观念的时间过程性和空间不平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和人类的生态发展观及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观念,并以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盗猎者和保护队之间的冲突为例,阐述了两者在现实抉择中的矛盾。文章最后提出构建生态创新体系,实现理论创新体系同技术创新体系和制度创新体系的有机结合,并在后两者的领域内寻求化解理论冲突的途径。     

奏响人文精神的旋律--从《所罗门之歌》中帕立特的人文追求透析作品主题

人文精神是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文章拟以作品《所罗门之歌》中重要人物帕立特的人文追求过程为切入点,通过重点分析“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人文精神与帕立特的社会);“自我”与自我的冲突(帕立特的人文追求);“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帕立特的人文追求与奶娃的人文精神成长)三个层面的内容,阐述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作品的重要主题。     

纳粹屠犹与西德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希特勒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悲惨事件,使纳粹之后的西德（联邦德国）与幸存犹太人的代表以色列围绕着“索赔与赎罪”演绎了一段特殊的两国关系。西德在《卢森堡条约》的框架下对以色列边进行物质赔偿边进行秘密武器交易,而后西德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以色列建交。西德奉行的道义外交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与国家利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但从客观上讲,它有利于战后德国反省纳粹暴行、恢复民族经济和尊严的,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     

小我争(护)面子与大我争面子导向之关系的探讨

本研究的目的是从中国人为大我争面子的行为与小我争(或护)面子行为间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人大我争面子行为的心理学意义.研究一结果显示:小我争、护面子导向量表得分双高组的大我争面子量表得分显著高于一高组和双低组,即提示前者更需要采取为大我争面子的方式来解决小我争面子与护面子需要间的冲突;研究二结果显示:小我争面子导向高的个体会在能力类特质上进行自我增强,小我护面子导向高的个体会在共享类特质上进行自我增强,而大我争面子导向高的个体则同时在两类特质上表现出自我增强,即提示为大我争面子可以让个体同时实现两类社会赞许价值.最后,笔者针对本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研究的议题进行了讨论.     

冲突管理:一般理论命题的理性思考

对冲突管理一般理论命题的认知是正确处理任何组织冲突的基石。(一)关于冲突的内涵和属性,冲突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五个基本要素,冲突的属性可以从冲突的感知、形式、强度、后果等多种角度来具体认识和判定。(二)关于冲突的形态和结构,可以将冲突分为个体层次冲突、群体层次冲突和组织层次冲突,这三大冲突层次各自又包含着不同的冲突类型,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冲突具有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互动与反作用关系,并能在一定条件下彼此相互转化。(三)关于冲突管理理念与过程,现代冲突管理突出了系统、整合、连续不断的思维轨迹,着眼于预防潜在冲突,克服不必要冲突,把真正的冲突差异导入建设性管理轨道的基本目标。冲突管理整体过程可描述为:在外界环境因素作用下,由冲突的认知环节、诊断环节、处理环节、效果环节和反馈环节所构成的一个开放性的闭环系统过程。     

我国构建劳资关系制衡机制的法理分析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劳资矛盾激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劳资关系失衡、劳资关系制衡机制欠缺.本文通过对劳资关系制衡机制概念的阐述,进而从我国劳资关系双方追求的目标入手,探讨分析当前我国劳资关系失衡的基本原因是公平与效率间的矛盾,强调以劳动权制约资本权的必要性,从而为我国构建劳资关系制衡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论布赖恩照会和史汀生主义

1915年针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布赖恩照会和 1932年针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史汀生主义 ,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产生的时代不同 ,但它们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继承性和持续性 ,同时又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     

文化精神铸风骨 文化自信塑国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需要对文化、文化精神、文化自信的深刻意涵有明确的界定。只有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才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枢钥。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母亲”形象的缺失与人物身份建构之危机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母亲形象的缺失。这种缺失给剧中人物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哈姆雷特、李尔,还是奥菲利亚、苔丝德蒙娜,乃至于麦克白夫妇都因为这种缺失而无法进行正常的自我身份建构。性格的缺陷导致他们踏着命运既定的脚步,走上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