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民与立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话语选择

随着近代中国越来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必须取道国民性改造的路径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翻译西方citizen概念则是实现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世纪中期到五四运动前夕,citizen在中国的翻译大致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翻译术语多元化的阶段、国家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和个人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不仅citizen被翻译成不同的术语,而且还被赋予不同的涵义。这些术语和涵义后面隐含着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不同构想。citizen在当时的汉译方式表明,术语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翻译现代性"含意。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态度资源视角下民主话语的国家形象建构——以《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英译本为例

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国家形象已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依据评价理论,积极话语分析可用于考察《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英译本中态度资源的分布特征及其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表明,情感资源树立起“人民至上、包容合作”的形象,判断资源描绘出“依法治国、善谋有为”的形象,鉴赏资源勾勒了“制度自信、胸怀天下”的形象;三种态度资源刻画的形象叠印后,升华为“人民民主”国家形象;民主话语文本、民主话语实践与社会文化实践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内在推动机制。本研究为理解和评价中国民主话语提供了新思路。     

现代国家建设:中国的探索与实践

现代国家建设是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过程,也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瓦解后,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有效地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改革时代,伴随着市场的兴起,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国家建设将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维护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起止点——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之启示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以宪法的终极目的为研究的起止点,在宪法学视野下,通过缜密的论证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家权力架构内,如何克服权力"恶"的维度,从根本上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该著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权力设置上打破权力集中强制行使的状态,实现权力的分工和相互制约,宪法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达到维护公民权利之目的。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乡村冲突——评谢建社《冲突与和谐》一书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乡村群体性冲突中,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无可否认成为地方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族权力是对地方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如何来深入地掌握这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之能够与地方正式权力有序和谐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是值得社会学者认真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乡村控制方式的变迁——读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有感

几千年来的中国乡村,经历了种种社会控制方式,从宗族保甲到士绅团练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村民委员会,都传承着礼法共用、各施其长的控制手段,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控制方式也将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和更好地实现法治下乡提供参考价值。     

乡村巨变:社会转型还是国家转型?——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再到《乡村社会关键词》

《乡土中国》中对旧小说里诉讼程序的描述已成为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能背诵的篇目:"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     

王纲解纽——论中国散文作为一种权力话语——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的思考

通过对郭预衡先生治散文史的一个重要命题“王纲解纽”多方面的考查和展开,阐述了王纲的常态和异态与文人作家的生存维度的内在关系,分析了文人——帝王双向依附的关系,以及帝王作为散文接受主体及其影响散文流变的情形,说明了中国古代散文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性质,肯定了郭著从本土话语入思的意义与价值。     

现代性的冲击与乡村文化的前途 ———读《回应革命与改革》

日本人类学者韩敏所著《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皖北农村社会巨变的第一部民族志专著,也是关于汉人农村社会最详实的人类学民族志之一。本书的成功之处和价值正如东京大学、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未成道男和麻国庆所评,作者秉承了欧美、日本和中国人类学的优秀传统,尤其尊重对事实本身的强烈关注和记述,     

权力话语与政治诗学——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中心的讨论

《周公之琴舞》组诗表达了周公对成王的训诫及成王身为需(孺)子对周公训诫的信任两方面内容,要达成的政治目的,一是周公摄政的地位得到尊重,西周政权得以巩固;二是成王作为天子的身份不容挑战。周公制郊祀,立明堂而产生天子行孝,四夷和平的政治效应,其历史业绩突出表现为孝治,这可为理解周公所作《多士儆毖》中对于孝的强调提供一个思路。琴舞中成王所作元纳启部分,称文非易帀,而传世文献《诗经·周颂·敬之》相近部分则作命不易哉,联系先秦与汉代文献中所称的质家亲亲而兄终弟及,文家尊尊而重世子,质文相复的历史观,则文非易帀实际上暗含着成王对于自己作为武王嫡长子继位的合法性的申明。《周公之琴舞》充分发挥了歌诗所特有的巫术功能,并借助琴舞的独特功效,强化了上述政治理念。嫡长子继承制由此确立,并成为百王不易之制。     

宪法学视野下公民权利保障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陈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一书从事前规范国家权力的角度,对如何保障公民权利,最终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其研究视角新颖,见解深刻,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可读性强.     

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之特色,认为该论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方法论启示意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凝缩启发研究者在当前乡村社会研究中去重视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并以这些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与设计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很好地弥补了国家-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能较充分地把握;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使我们意识到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多种研究传统,使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权力形变与资本迁移: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国家与乡村关系———以四川板村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纠纷调节机制为例

四川板村工业园区污染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折射出现代化浪潮之中,农村工业园区管委会、企业以及乡村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并直指这一关系产生的历史源头与政策支持。主流观点认为,“服务型冶政府确立之后,一系列政策都旨在重建农村、改造农业、造福农民。文章将针对此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新形式,提出其遵循发展主义逻辑的实质:随着国家权力形态的转变,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逐渐从通过行政力量的统治直接征取税费,转变为通过推进乡村社会的商品化、工业化,将乡村社会本身纳入商品化的范畴中,并依此完成乡村服务于城市建设乃至国家发展的过程与机制。     

为权力祈祷什么? ———评卜正民著《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新近翻译成为汉语出版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的旧著《为权力祈祷》应该说是以实际的历史材料去印证既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两元区分的欧美政治学模式的典范性研究。其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最终落实在“国家与社会分离”这样的既有分析套路上去,因而,终于还是没有能够跳出西方中心的历史撰述模式,自己为自己系了个套子,钻不出来。这种西方中心的历史撰述根本是把“国家与社会分离开”当作基本的以及既成事实的分析框架,并因为西方大哲哈贝马斯对于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的成长的经典分析而推波助澜地…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话语与权力:评《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海地女人的失语

借助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相关论述,分析了小说中海地女人无名、无身份、无表述话语的社会存在及其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导因素,以求对小说文本以及作家的道德维度有更深入的研究。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