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的儒释关系研究——以工彭允初《二林居集》事件为视角

乾嘉时期,儒释关系渐趋缓和.就大部分儒家学者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思想上坚守传统的儒释界限,反对混同儒释思潮的公开泛滥.另一方面对佛教人物、典籍等又持有一种极为理性的认识,在现实的交往之中,尽力地保持儒释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这种特色的出现,与当时儒释双方的发展情形不无关系.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儒佛并重而归宗于儒——马一浮先生的儒佛观

儒佛问题是马一浮学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全面了解其思想面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马先生的儒佛观有其内在的理路和现实的考量,是在权衡、评判各家学说得失,基于人的现实状况之后得出的结论。它既避免了好高骛远的弊端,又指明了修行的最佳路径,从而在理论之中寄托了现实关怀。了解这一思想,对于从本质上把握各家学说以及中国传统学问的真精神,具有积极的作用。     

对佛教孝道观研究的反思——以释契嵩为例

佛教核心义理,无论中印,无论古今,俱是一以贯之的,和儒家的核心义理有本质差别。本文以释契嵩为例,阐明自古以来的佛教僧人和佛教思想家所谈的孝是独立的基于佛教义理的孝,而不是依附于儒家义理的孝,虽然两者在实践层面有颇多相似之处。本文以为,讨论佛教孝道观若理所当然以儒为主、以佛为客,把中国历代佛教思想家处理孝的方式片面理解为对儒道两家诘难的防御性的回应,或以依附性的身份对传教策略做出妥协和融通,即可能障蔽佛门践行者的悲心大愿、障蔽佛教的独特和殊胜。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张载之学与佛学

张载之学与佛学的关系前后经历了多次转变:先由“访诸释教”至“会宗于易”、再至“穷理尽性”。这一过程充分揭示了佛学对其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影响。     

梵文、佛典与韩愈诗歌的佛禅韵味

韩愈诗歌受梵文、佛典影响,具有浓郁的佛禅韵味,其原因却颇为复杂。有个人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诗歌形式本身的原因,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异质文化的影响。作为异质文化的佛学在唐代的影响弥漫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渗透进了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韩愈诗歌受这种影响具有典型性。     

“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缘”的思想解读

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修德与进取的人与社会和谐的道路,道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寄托,而少数知识分子体悟到儒道理想的虚假及人生的空漠而追求个人自身心灵的和谐,他们在禅宗和佛教思想里找到了归宿。《红楼梦》中＂金玉良缘＂象征着选择儒家的人生道路,＂木石前缘＂意味着走道家的人生道路,但最终贾宝玉断绝一切尘缘而走向了佛门。结合曹雪芹的身世和经历,《红楼梦》典型地反映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无奈抉择。这位来自一个迅速败亡的封建大家庭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任何条件实现中国传统思想提供的人生道路,在他身上充满着繁华散尽的人生空漠之感,最终他只能遁入空门。     

从援儒证佛到出佛归儒——抗日战争期间废名思想的转变

废名自幼深受故乡浓厚的佛教文化熏习,其思想理路游走于儒佛之间。抗日战争爆发后十年间的乡村避难生活改变了废名的人生轨迹,也使废名思想由援佛证儒、会通儒佛而至出佛归儒,在精神体认与自我塑造中确立了儒家的中心地位。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批判·汲取·消融——从儒对佛的批判看儒对佛的消融

儒佛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儒学从伦理道德、王道政治等经验层面对佛教进行批判的同时,汲取佛教精华,重新发掘、解读儒家经典,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从形上的高度揭示佛学的缺弱,为时人提供了不弱于佛教的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托和形上关怀,进而消融佛学,形成了宋明理学的繁荣局面.     

儒佛关系与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进程

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在家与出家之别”、“孝贯儒释”、“孝心即是佛心”这几大阶段。在此过程中,佛教伦理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世俗内涵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当代佛教伦理只有与目前的世俗生活相结合．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论老子的名实观

<正> 名实观是我国先秦时期诸子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问题,实质上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或它的一个方面。因此,对老子的名实观加以简略分析,对于判明老子哲学的性质,有所裨益。     

儒道“天人合一”观的再读与反思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多被解读为人与自然的合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指自然的天,而是指人格化或言神格化的天,所谓天人合一不过是人和人化自然的合一,而那个被合一的人也并非自然人的存在,而是社会秩序中某一阶层的存在或某一个体地位的表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社会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自然天与自然人的合一思想,我们把今天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了。     

孔子正名论与孔门文学观

孔子的正名说是礼学,在先秦诸家名学中自开一派。其正礼乐、正刑法、正民风、正身、正言等正名思想,孔子的文学观来自于孔子正名说。后代学者所引论、阐发的孔子文学观,由于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很难代表孔子的原意。     

上蔡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建构

隋唐以来,回应佛道二教思辨化哲学思潮的冲击成为儒者面临的时代课题.谢上蔡在扬弃佛教相关理念的基础上,承继二程,立足于“天理为是自然底道理”之天道观建构,以“敬是常惺惺法”、“下学上达”为入道工夫,最终达致“心与天地同流”之境界,形成其独特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之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