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 ——兼论“政府转型”

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库,对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4）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的新进展

近年来 ,“社会资本”概念的讨论范围已扩展到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个人社会网络中嵌入的资源 ,而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讨论某一社群拥有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等社会资本情况。本文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新发展进行了回顾 ,并对目前社会资本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进行了概述。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自然灾害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自然灾害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在近期的灾害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引入"社会资本"这一社会结构性资源的概念,分析社会资本在灾害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对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综述表明,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可获得的资源)可帮助受灾者获取有关灾害的信息,得到救援、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等实质性资源;而表现为公众自愿组成的公民组织、人际信任以及合作与利他的社会规范的宏观社会资本则可以促使受灾社区及居民的团结合作,更积极地参与到灾后重建工作中来.     

国家间信任研究的路径比较:从博弈论到社会网络分析

国家间信任是关乎合作与冲突的重要议题,对不确定的国际体系而言尤为重要。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笔者归纳出国家间信任分析的三种主路径,它们的思路存在较大差异:博弈论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信任关系对成本支出的改变,进而影响合作建立与维持;合法化机制一方面从强式制度主义出发解释制度结构对信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从弱势规范意义上分析了信任与规范、身份的关系,它认为国家选择信任除了利益动机之外还有被社会承认的合法化需要;网络分析则关注社会关系如何孕育信任,"嵌入性"视角试图在宏观与微观分析之间建立"第三条道路"。梳理、评介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促进国际信任研究的发展。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

基于对陕西省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着重探讨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缘信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普遍信任则会显著降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而血缘信任、业/学缘信任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与人际信任影响的多向性不同,制度信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另外,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村不同老年群体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资本和区域发展差异——对中国各省区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全球的各个国家之间,还是很多国家的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发展差异.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层面考察区域发展的差异.经济地理学者们也日益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或者限制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软"因素就是社会资本.通过社团、慈善团体和献血等指标来衡量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发现中国在省区甚至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社会资本的存量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并且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相关性.但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信任"的调查结果,却没有发现它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关系.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我们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中国各个省区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区域增长的收敛效应、政策和区住等因素之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文为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来自于城市居民的观察视角。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作者构建了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是否愿意外来人口迁入的多层线性模型。结果发现,市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城市的制度环境对其态度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暗示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城市居民同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分隔和心理区隔可能互相转化,并有可能对后续的户籍改革造成阻碍,这提示我们为了获取大多数人对户籍改革的共识,城市居民的态度不应该被忽视。     

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根据2004年底在厦门市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探讨了城市居民信任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信任由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普遍信任最低，一般信任居中，特殊信任最高。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普遍信任除受性别、年龄、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外，社团的参与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社团参与对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因此，在中国城市社会要培育普遍信任，就应该让居民更多地参与社团。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基于省与市两级的定量分析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取得的数据测量了省级和市级的信任水平,讨论了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省级层面的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呈微弱负相关,公共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呈微弱正相关;而基于市级层面的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显著负相关,公共信任仍然与区域经济发展呈微弱正相关。作为特例,用银行呆账率作为一个客观的、逆向的指标来验证社会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银行呆账率与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转型时期居委会的社区权力及声望研究

在中国城市社会变迁的转型时期,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权力与声望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南京BX区61个社区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及分析表明：居委会目前的社区权力结构中仍以政府赋予的行政权为主,而在社区居民对其期待颇多的自治权、协管与监督权、突发事件处理权等的运用方面,居委会并未拥有足够的资源存量;社区其他营利及非营利组织在直接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过程中多少瓜分了居委会的权力,从而影响了居委会的声望,并且随着社区居民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的进一步分化,居委会在不同社区成员中的权力与声望呈现差异化的格局。     

一般信任模式的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

本文基于“市场”与“国家再分配”两种不同制度环境的讨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考察了不同部门中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结果显示，相比私有部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呈现了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政治参与水平和相对剥夺感作为中介于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解释机制是显著的，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不仅在态度上对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更高的认定，而且也能积极参与居委会社区的选举。这些特征极大提升了他们的一般信任水平。此外，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上所持有的较低的相对剥夺感也有助于其建立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     

移民的呼声——户籍如何影响了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

本文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在公共参与方面,移民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但在群体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不同户籍身份人群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虽然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     

维权行动和基层民主参与——以B市商品房业主为例

本文将讨论公民维权活动和基层民主的关系。现有文献认为,对居民来说,居委会选举通常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然而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商品房业主阶层,在产权利益经常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参选居委会成为业主保护权益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当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对业主的维权进行干涉的时候。〖JP2〗本文将简要介绍作者通过滚雪球方式调查的19个小区的整体情况和一般性的趋势,并通过3个案例来具体讨论商品房业主制度性参与的维权方式,展现其内在的机制。笔者认为,业主的制度性参与,一方面有利于业主维权,另一方面也使居委会选举变得更具实际意义,有可能促进基层政府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