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基于田野体验的视角与洞见

本文以2008-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和黄浦区的麦当劳门店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 通过检视其员工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调适性策略,探讨“麦工”(McJobs)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特殊语境中的多重含义。本研究初步发现, 上海“麦工”的意义世界不仅仅是实在的文化生态景观和精英话语制造出的符号，而且还受到跨国主义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的主导和型塑；本文在考察和分析普通“麦工”的地域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工作策略的同时，强调社会分层和日趋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对“麦工”体验过程的关键作用。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笔者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把由政府主导“现代化工程”的社会发展样式称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村民巧妙地操作化运用,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本文称之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

与过去普遍认为中国“公益”概念舶自近代日本的观点不同,本文发现中国本土的“公益”语汇至少在清代中期已经出现,并具有经济收益、国家利益与地方公事三种用法。其中,表示“国家利益”的语义很可能随着《万国公法》的东渡而重塑了日本近代的“公益”概念,并于19世纪末伴随宣传维新思想的著述出版而传入中国,成为变革话语的建构工具。“公益”概念遂于清季十年得以普及并发生语义重构。综观其重构以后的语义格局,系列新生语义的现代特质一方面在于其所表征的“国家利益”被赋予了支持政体转型的群学理论与变革实践,另一方面亦承载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以及两者对“公”合法性资源的争夺,两个方面共同反映出中国“公益”的开端与国家制度近代转型之间的同构关系。这一同构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形塑了中国公民性在特定文化脉络中的历史养成,或能为今天探讨公益慈善与公共精神提供一种关注本土内生属性的问题意识。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

在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背景下,本文关注女性乳腺癌问题。基于对14位有乳腺癌经历女性的深度访谈后发现,经历乳腺癌女性的身体与其说是一种患病的身体,不如说是一种被视为残缺（了乳房）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性别态身体。“残缺”表现在身体机能与感受（疼痛感与行动受阻）、身体形象（掉发与切乳）、个体认同（患者身份、女性身份及正常的社会人身份）和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本文展现了女性在经历乳腺癌的过程中（尤其是被切除了乳房之后）如何面对、管理被医学与社会标定为“残缺”的身体,如何努力恢复身体和“正常”的亲密关系;表达了身体从医疗空间走向社会空间时,“残缺”感与正常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以及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性与政治性。     

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

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探讨,大多得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其议题亦无涉居民切身利益,无法为“强势国家”提供有力佐证。本研究以上海社区“抗非”动员为背景,观察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调查发现,上海的“抗非”工作几乎都由国家主导,居民仅被动配合,自发参与度极其有限。在具体策略上,国家一方面透过主流媒体的调控,掌握“议题建构”渠道;另一方面则借助社区建设的配合,节制“社会参与”渠道,从而在因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强化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掌控力,构筑了“国强社弱”的制度格局。     

“自我的道德地形学”——一个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诠释学理论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所强调的“文化自觉”的旨趣在于凸显文化主体性以及文化间的和平沟通。“自我的道德地形学”无疑对这一旨趣具有独特的理论启示意义,它构成了C.泰勒的巨著《自我的根源》的主体部分,并在其诠释学思想中占有基础地位。“自我的道德地形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理论被提出来的,而它的社会学意涵在以其为基础的、C.泰勒的著名政治理论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充分地得以展现。鉴于这一理论以兼具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论诠释为基础,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具有条分缕析的阐释力,因此,作者认为,对该理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予以深刻地把握,对中国社会学、心理学在方兴未文的跨学科文化研究领域建构基础性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全球自觉资本主义:从自觉的角度透视经济管理和经济责任

今天,日益增长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是一张复杂的动态的网络,这个网络由社会、文化以及反映我们个人和大众的意识的经济体制构成。随着意识创造并联结了所有事物这一观点被人们日渐认可,以及全球责任感的增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可以切实地被改变,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繁荣。     

审美文化视域下中日“风雅”观比较

汉文化深深影响着邻近诸国,日本文学在汉语文学的学习中继承、发展。两国在文学之道上都有＂风雅＂观,风雅由中国传入日本后发生了流变,日本沿用了＂风雅＂二字,但并没有完全接受,而是结合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风雅观,与中国重在发挥社会政治功用的中国风雅观截然不同,这反映了中日两国审美意识上的差异。     

Contemporary myth and it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现代社会的实用理性和科技发展共同终结了古典神话,将之送入精神文化的历史博物馆。然而,神话思维和神话意识则共时性地隐匿于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对文明和文化依然施加了重要影响。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神话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里,演变为一种当代意义的神话形式,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心理功能和扮演着意识活动与形态助产士的角色。当代神话的典型表现是科技神话、消费神话、英雄神话等样式。它承袭了传统神话的符号和结构形式而又有所发展和变异,尤其是借助于科技手段,它获得了更广泛、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迅捷密集的传播方式,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北京文化符号与世界城市软实力建设

文化符号是城市文化最具代表性又最通俗易懂的外显层面。城市靠符号来记忆,城市文化符号是城市文化精神的象征,是濡染城市记忆的窗口。北京城市文化符号的软实力特征是历史性与当代性、国家性与地方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等的交汇。北京在迈向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既应加强已有城市文化符号的维护和传播,更应有意识地新建一些代表北京的世界城市特征的新型城市文化符号。     

战后美国南部"文化危机"问题

美国有史以来,其南部一直是一个亚文化区域,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地区十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着自身独特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二战以后,南部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其经济模式、政治运作乃至种族关系等方面都逐渐与美国主流社会趋同,于是,"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南部"文化危机"问题成为美国学术界论争的对象。事实上,南部文化并没有随着南部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革而出现危机。实质上它是论争各方在文化的概念上存在分歧、中产阶级理论的误用和美国当下保守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所致。美国南部文化特征依然鲜明。     

从全球文化融合看中华文化的主体自觉

全球文化融合的时代语境使文化的主体自觉问题日益凸显。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可偏离人类文化普遍价值提倡中国文化的特色、风格与气派。中华文化应基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在清醒的文化反思的基础上,通过与西方进行对话交流的方式为人类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资源,使自身成为人类普遍文化价值中的重要元素。     

中华文化复兴背景下陕西地域文化的发展策略

陕西地域文化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地位独特,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中华文化复兴需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养分,陕西文化对助推中华文化复兴具有独特优势。陕西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丰厚的历史文化构筑了中华文化的主脉,光辉的红色文化蕴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在新时期,陕西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增强文化自信,提升陕西文化影响力,使文化大省变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强省,在中华文化复兴进程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美国文化全球化的层次结构分析

全球化时代,随着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出现了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全球文化出现了美国化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又有文化多元化现象的存在。本文运用文化的层次结构对美国文化全球化进行分析。通过物质文化(表层)、制度文化(中层)和价值文化(深层)这三个层次结构的分析,发现在物质文化层次美国文化全球化程度最深,制度文化层次美国文化全球化程度次之,而价值文化层次美国文化全球化程度最弱。因此导致了物质文化层次全球文化美国化或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表象;而在制度文化和价值文化层次出现了全球文化多元化现象。正是由于美国文化在不同层次上全球化程度不一致,在借鉴和接受美国制度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出现了制度文化层次的美国化与价值文化层次的本土化不相符的现象,导致了文化和文明冲突。     

世界现实生活基础与普世伦理

经济全球化、人类面临诸多共同问题及其自觉责任意识的觉醒,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普世伦理有了可能性,然而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为期尚远,这是因为普世伦理能否形成,在认识层面上要受道德领域自身的特点所左右,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要受现实国家利益原则及各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左右.惟有在实现国际社会的利益公平的基础上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致,在意识上形成全球视野,普世伦理才能真正实现.     

从七夕诗歌考察中日审美意识差异——以《万叶集》中七夕和歌与唐诗中七夕诗歌为例

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和El本自古便有文化上的交流,主要扮演文化思想输出者角色的中国对主要扮演文化思想输入者角色的日本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但两大民族审美意识传统又都渊源有自,别具自我特质。从意象谱系的简素与繁复、情感表现的纯粹与功利等两大方面解读《万叶集》中七夕和歌与唐诗中七夕诗歌的艺术表现之不同,不仅有助于深化中日审美文化的比较研究．而且对申日审姜意识彤态差异的厘涪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