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政府公共支出既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也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通过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可以实现公共支出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从而扩大内需,使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地发展。     

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效应——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95-2004年的城乡数据分别进行动态分析,得出结果:大多数年份城乡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并且效应值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部分年份政府投资对农村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支出乘数研究——基于包含投入产出结构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含有投入产出框架的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不同汇率制度下政府消费型与投资型支出对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引入投入产出结构后,财政扩张将产生乘数放大效应与部门间联动(co-movement)效应;第二,相比于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政府支出乘数更大,对消费与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小;第三,政府对非贸易部门的投资型与消费型支出将产生更强的乘数效应;第四,无论对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政府投资型支出的乘数效应均大于消费型支出。     

企业存货调整与中国财政政策的效力发挥

存货波动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企业存货调整将对宏观政策的效力发挥产生影响。本文在基准的新凯恩斯模型上,引入存货变量,分析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考虑存货变量之后,财政支出产出乘数的短期乘数变大,长期乘数变小;(2)财政支出增加会促进私人消费提高,同时短期挤出、长期挤入私人投资,但二者的总量效应微弱。基于不同存货持有动机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模型检验,证实了上述判断的稳健性。接着,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VAR方法估计,本文发现,产出、居民消费与私人投资对财政支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基本与存货模型的模拟结果匹配。由此,本文认为,当前财政政策的实施需要重视企业存货调整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在于创造有效消费需求、加快"去库存"。     

外汇储备对名义产出与物价的影响:动态特征与经济解释

本文研究通货膨胀与产出对外汇储备冲击的反应。定义外汇储备影响产出的冲销效应与干预效应,提炼出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物价和产出的传导机制,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外汇储备影响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动态特征。实证分析的结论表明:名义产出与物价对外汇储备冲击都呈现出先扩张后收缩的动态特征,名义产出与物价对外汇储备冲击的动态反应特征差异源于货币供给对外汇储备冲击的反应方式及名义产出与物价对货币供应的不同反应,提出在长期以人民币国际化应对外汇储备冲击。     

福建省自贸区背景下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在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背景下,通过对福建省1990年~2013年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福建省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资与消费不平衡增长,福建省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总体起促进作用,但其中第三产业领域的投资已出现过度,应避免继续盲目增加该领域的投入;消费呈现整体不足,其各细分项目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从产出弹性来看,消费各细分项目均小于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     

石油价格冲击与经济波动风险最小化的货币供应机制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石油价格冲击的DSGE模型,基于经济波动风险的最小化,研究了石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货币供应机制的影响。在模型结构参数贝叶斯估计的基础上,通过货币政策前沿的比较分析,回答了中国货币供应机制是否应该对石油价格冲击做出反应以及应该如何反应的政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的货币供应机制并没有对石油价格冲击做出显著的反应,但为了减小经济波动的风险,中国的货币供应机制在对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反应的同时,对石油价格冲击做出反应具有必要性。     

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产出超调、消费抑制和通货膨胀惯性

本文基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讨论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首先,基于中国宏观季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到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反应:产出呈驼峰型增长后,经历倒驼峰形态的"超调"过程,具有很强的产出持续性;消费温和下降,呈倒驼峰缓慢回到稳态,呈现较强的消费平滑性;通货膨胀率上升,表现出很强的通货膨胀惯性,但在中远期会出现通货紧缩。然后,模拟了一个基于工资刚性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发现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上述3个经验事实;同时表明:在投资效率底下、产能严重过剩的经济条件下,扩张性货币供给冲击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产出的同时,倾向于抑制消费、提高通货膨胀率,因此需要配合其他经济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财政政策、分配政策等。     

红包刺激不了消费

直接发放“消费券”,虽然可以帮助那些急需生活用品的居民暂时度过难关,但是这样又会“挤出”本来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支出,因而降低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     

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

本文针对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提出的挑战和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重点研究货币政策如何传导到股票市场以及如何由股票市场传导到实体经济,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由货币市场传导到股票市场利率、货币供应量的传导渠道和股票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消费和投资效应,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准财政政策”能指望么?——中央投资对地方投资的带动效应评估

中央投资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本文将中央投资看作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准财政政策",就其带动地方投资的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中央投资可以带动地方政府配套投资、提升基础设施质量,从而增加地方投资;但同时,其中的央企投资也会通过价格抑制渠道对地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央投资对地方投资的带动作用为负;从行业角度看,公共物品属性越强的行业,中央投资的带动作用越强;竞争性越强的行业,中央投资的挤出效应越大。就区域差异而言,中央投资在东部地区主要体现挤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体现挤出效果。从经济周期角度看,危机期间作为反衰退政策的中央投资发挥的带动作用会比一般时期显著增强。本文据此提出了优化中央投资工具的政策建议。     

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率

政府采购是世界各国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环节。政府采购是指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共组织，为自身消费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以法定的方式，利用财政支出或公共支出购买货物、服务和工程的行为。自2003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     

动态通胀目标、货币供应机制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动态通胀目标的货币政策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历史分解和反事实仿真方法研究了生产率冲击、消费需求冲击、通胀目标冲击、货币供给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DSGE模型对于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中国的货币供应机制中存在不可观察动态内生通胀目标,并且动态通胀目标对生产率冲击做出正向响应的同时,对消费需求冲击做出负向响应;反事实仿真分析表明,具有动态通胀目标的货币供应机制能够起到稳定通货膨胀的作用。     

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问题一直在理论界颇有争议,对各国政府公共支出政策效应的实际考察也众说纷纭。作者认为,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这既包括与大规模的公共支出相伴随的安装和调配成本,也包括由于公共支出过程中的寻租和“非生产性寻利”行为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为了考察调整成本对公共支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展开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经验分析。自198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中央的财权相对于地方政府逐步削减、预算外支出比重不断上升、预算外支出主要由地方所控制等种种现象都表明,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了,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目前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巨大作用。政府公共投资作为投资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经济长期增长又有何作用,本文通过建立有关模型,分析了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外溢——“C-P模型”概述

本文概述"新型开放宏观经济理论"(NOEM)的基本模型之一-Corsetti & Pesenti模型,它有助于把握开放条件下货币冲击的国内外产出、消费、汇率和福利等效应。     

粘性信息、通货膨胀惯性与货币政策效应——兼论宏观经济变量的共变性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企业获取信息存在粘性的DSGE模型,分析了信息当期宣布和提前宣布或预期到信息两种情况下,发生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2种冲击时,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进而研究主要变量间的共变性与先行滞后关系。结果表明,在基准信息粘性条件下,信息即期宣布,面对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冲击,通货膨胀的滞后性存在差异,货币供应冲击发生后的8个季度,通货膨胀达到最大,政府支出6个季度,通货膨胀达到最大,通货膨胀在这2种冲击下均存在惯性。名义利率能够对这2种冲击做出即期反应。信息提前宣布时,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能够做出即期反应,到信息实现时,在充分吸收信息基础上,反应达到最大,然后呈非连续性快速恢复。从频域和时域角度看,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2个变量均滞后于实际货币供应,因此,当前可以采用即期增加政府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和提前宣布增加货币供应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组合政策,达到"稳增长"的目标。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家庭对不确定性的主观预期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Tobit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主观预期对家庭房产、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机制，并导出三者间的直接联动关系.应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联立Tobit模型估计分析发现，家庭预期利率上升会同时增加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配置，但减少房产配置；预期风险资产收益下降会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预期房价上升会增加房产投资但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风险偏好型家庭会加大风险资产配置，且减少房产配置；而风险规避型家庭相反.3类资产配置比例之间存在直接的“挤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房产和无风险资产对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各自反向的“挤出效应”,而无风险资产对房产的“挤出效应”在经济意义上强于反向的“挤出效应”.主观预期与风险偏好变量会通过资产配置间的直接影响渠道进一步影响家庭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家庭追求更安全的无风险资产和更高收益的房产投资，且弱化风险资产配置的普遍投资模式，这对政府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财富管理多投资渠道推荐和家庭合理主观预期形成等具有实际意义.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与股市财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的DSGE模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包含四个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和对股市财富效应的影响。本文创新点是考虑了更加贴近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混合型货币政策,并在DSGE模型中纳入股票市场,从家庭需求端出发研究了混合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股价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估计。研究发现,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技术进步能够提高总产出和改善货币流动性,还能够提升股价和消费水平,实现帕累托改进;混合型货币政策短期内能够提高总产出、通货膨胀、股价和消费;股市财富效应与持有股票的家庭的消费水平高度相关,股价上升时家庭会增加当期消费以提升家庭存续期间的总效用,反之亦然。最后,本文提出了将股市纳入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加快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转型,发挥股市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和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