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三年跨出三大步 上海农民基本实现“零负担”

经过3年农村税费改革，上海目前己基本实现农民“零负担”的目标。各项专门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已基本取消，农业上实现“零税率”，农民的无偿劳务也已免除。村干部从催款收款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减少了农村干群之间的摩擦。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合作治理的实践、效能与生成逻辑——基于X乡S村“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经验观察

良性的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村庄社会的重要通道。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和“结构—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发现吉林省X乡S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建构了一种乡村合作的治理模式。二者在“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筹划、建设与运营整个过程中，围绕利益诉求、行动规则、资源配置及行动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紧密互动。这种治理模式打破了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阻隔，实现了体制推动与社会动员的互补，进而使乡村两级利益诉求同时得到了满足。乡村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在于，乡村基于特定目标达成合作共识，并以资源互补和优势合作的方式提高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在平等协商的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需求与响应、互赖与共享、认同与协商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合作治理机制得以生成。     

空巢村农民问题及新型农民培养路径 ——基于湖南省5县10村的实证研究

“空巢村”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如何让他们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通过对湖南省长沙县、邵东县、安化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和龙山县5县10村的调查研究,发现“空巢村”农民存在现代农业技术严重缺乏、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参与管理意识薄弱、经营意识不够、身心创伤加剧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新型农民的培养加以解决,具体路径包括：政府高度重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农民文化素质,重视农村文化教育;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建立村干部长效考核激励机制,激发村干部的工作激情;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大力实施培优工程;重调农村行政区划,推行“空巢村”村民移民制。     

新型村集体经济何以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ANT视角的分析

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以山东省代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构了新型村集体经济异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剖析了村集体经济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发现: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是以乡村政治精英领导的村“两委”班子为关键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征召、文化征召等方式推动行动者网络形成与发展,并不断破解村民的异议与矛盾,从而达成利益联盟,构建稳定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和村干部说服性治理工作逻辑在矛盾化解、争取村民信任与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村内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公平利益分配、文化权益保障等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富裕与精神文化富有。     

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干部的交往实践研究

包括驻村干部在内的乡村社会交往主体，通过合理的交往行为，实现普通言语理解、凝聚共同意识、建立共同规范，从而建立起合理的“生活世界”,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一体通畅。驻村干部扶贫实践经验显示，消除乡村社会中不和谐因素，确立有效交往的合理性基础，对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有重要作用。然而，当下驻村干部的交往实践仍存在“不信任、不理解、不支持”,刚性制度如何柔性嵌入，交往对象行为异化等问题，成为其领导和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阻碍。故而，需要优化驻村干部的交往方式，提高驻村干部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促进乡村社会中交往主体间的积极互动，进而凝聚乡村共识，规范乡村社会秩序，重塑乡村社会交往主体间的良性关系，以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高效衔接。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六合区：五项措施强化村官廉政建设

一是实行村建工程项目管理制度。村建工程项目一律按造价大小和发包项目,确定相应的招标或议标方式．经村两委或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通过。工程结束．经质量验收合格后付款。二是实行村干部“十不准”。制定村干部不准坐收坐支费用、不准用公款报销个人资费等10个方面的具体规定。三是实行村干部述廉评廉考廉制度。村干部年终向党员和村民代表述廉．接受评议、考核、定档．对满意度较低的实行党风廉政“一票否决”,予以降职或免职。     

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变迁实证分析

本文在村干部职务行为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农村调查，实证分析了村干部在免税前后的职务行为变迁，认为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在免税后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后税费时代，村干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为村民服务的过程。     

略论加强高校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文章阐述了切实加强高校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针对目前在高校领导干部作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高校实际,提出了加强高校领导干部思想教育、发挥制度在预防腐败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对高校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切实发挥选人用人的"导向作用"的具体措施.     

福建省林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研究——以三明市将乐县张公村为例

林业专业合作社是解决林地细碎化,实现林业规模经营效益的重要经济组织形式。以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张公村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村干部和村民关于林业专业合作社的访谈资料,并结合我国目前林业合作组织及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张公村的林业合作社运行机制,探究其在投资机制、产权运行机制、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最后提出拓宽投资渠道、明晰产权界定和重视社会公平等建议。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拆迁中村干部的角色与行为分析——基于H省Z工程的调查

在乡村关系中,村干部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研究其角色和行为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通过对H省Z工程拆迁的参与观察,旨在以"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呈现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逻辑,而无意对拆迁中的相关利益群体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     

村干部能力建设问题研究——以天津市西区为例

村干部身处农村基层一线,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最终贯彻者和执行者。在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村干部的素质高低、能力强弱,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实施,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繁荣稳定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天津市西区为例,发现农村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对村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维护农村稳定、转变领导方式、推进民主政治等方面有很多新要求,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完善选拔任用、教育培养、民主管理、考核监督和激励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力求构建起一套科学的、完善的、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规律的、切合村干部队伍实际的能力建设机制。     

“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1990年代,两湖平原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有才无德＂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农业税取消前,县、乡和村干部因收缴税费形成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在税费收缴中,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有才无德＂村干部可以依靠乡村混混以暴力收缴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则有其比较＂优势＂。＂有才无德＂村干部这一悖谬现象,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局部弱化,农业税取消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村干部调查：透视村委会实施职能的基本情况与存在问题——来自湖北的经验与启示

村干部依法实施各项职能是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方式。湖北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村干部在性别构成上未能实现男女平等,年龄分布上没有达到年轻化的要求,而且学历水平也不算高,但这些都暂时没有对当地村民自治的推进构成实质性障碍,也不影响村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然而,村干部对自身职能的认知途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对职能内容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这必将对法定职能的兑现不利。通过对职能实施过程考察可知,当前村干部任务重、工作时间长、难点多。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村组法》中关于村干部不能脱产的规定需要修改,同时,还应对涉及村委会职能规定的各类立法进行梳理、完善。     

中国村官的现在与未来

村官肩负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调查中发现，当前中国的村官面临着“权”、“利”、素质及心态等困境。这些困境的形成，是历史、体制、行政、利益及自身等原因造成的。帮助村官走出困境，使其承担起历史的责任，需要构建形成责任心的内生机制，提高他们的待遇，并从体制上解决其后顾之忧。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模式探讨——全程量化法

分析了传统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发展阶段、内容和程序,并提出实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全程量化模式,其要点是在笔试方式量化考评、面试方式量化考评的基础上,着重解决考察方式量化考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