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基于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了各类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和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各类公共财政支出的边际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农村教育和卫生支出对农村的绝对和相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农业科技三项支出的扶贫效果显著,专项扶贫基金只对绝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益贫式增长与财政支出--基于省际 PEGR 指数的实证研究

首先通过计算中国1985—2012年的 PEGR 指标分析了中国的益贫式增长状况。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但同时收入不均等状况也恶化了,这降低了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效果。随后利用1995—2006年中国15个省市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各项财政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发现：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以降低贫困人口为目的的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以缩小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为目标的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分析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反贫困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在纵向演进上，经历了以社会制度变革解决压迫性贫困——以土地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广义性减贫实践解决极端性贫困——以益贫性增长、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的三轮驱动式减贫——以精准扶贫解决个别分散性贫困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四个阶段相互衔接，通过不同的农村减贫机制共同谱写了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故事。以史为鉴，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历史路径的分析，能够更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从“争贫”到“弃贫”: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非贫农户的角色演变——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分析

在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扶贫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特性塑造了基层行动者的策略性“变通”行为,由此衍生出非贫农户“争贫”与成为贫困户后“弃贫”的二元逆向选择样态。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发现：在建档立卡期间,由于政府帮扶资源具有的显性福利与隐形利益,识别机制错位加剧了恶性竞争与简约治理下的“变通”处置,使得非贫农户以“身份的特殊性”与“弱者的武器”进行“争贫”,进而增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在脱贫攻坚时期,由于个体脱贫压力与村庄舆论持续性“差序”传播形成的“涟漪效应”,行政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压力逐级加大,迫使被认定为贫困户的非贫农户采取各种策略“弃贫”,以消除贫困“污名化”的负面效应,进而降低自身的被关注度与舆论风险的社会放大。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对我国极贫人口问题的研究

作者通过对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极贫的概念，认为正确认识极贫人口，了解极贫人口的特征，对搞好扶贫攻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有针对性地运用各种措施，彻底解决好极贫人口的脱贫问题，这是我国今后扶贫工作的关键所在。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贫困持续期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基于“贫困—健康”循环效应分析

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4期数据,通过建立有序Probit模型、二分类Logit模型研究贫困持续期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并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建立贫困持续期和农村居民健康的联立方程模型,以分析贫困持续期和农村居民健康之间的循环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贫困持续期会恶化农村居民健康,贫困持续期和农村居民健康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循环效应。据此,提出完善扶贫工作机制以推进扶贫效果可持续化、优化农村医疗体系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践行健康扶贫策略以推进扶贫资源优化整合等对策,以期提高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经济增长对江西省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是我国减缓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又会削弱其减贫能力,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需要具体分析。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按收入分组的数据,估计出江西省农村贫困的规模,计算出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并通过贫困的动态分解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指数。结果发现,近年来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在此影响下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不同。此外,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贫困距次之,平方贫困距最小。因此,为加强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政府的政策重心应逐步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上,并且要特别关注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     

旅游扶贫的作用机理及减贫效应探析

旅游对扶贫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旅游打破贫困地区生态文化资源丰富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两难悖论,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带来收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带去消费,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突破贫困、人口、资源恶性循环等方面。旅游扶贫的减贫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减贫效应、社会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和文化减贫效应等。     

新时代破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陷阱”的理论及战略路径研究

文章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贫困户个体、生产资料、贫困属性三个维度基本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再运用新疆南部三地州连片特困地区813个样本家庭资料构建Logit二元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开展了弹性测算和敏感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贫困程度、致贫主观因素等指标对贫困户精准脱贫影响显著。致贫主观因素主要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这说明传统"输血式"财政扶贫支持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对直接财政补助产生严重依赖性,失去自我发展、主动摆脱贫困的动力。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质量,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的工作目标,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直接扶持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脱贫的意识,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涵,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政治性。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现状及旅游发展模式之选择

四川省民族地区是一个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扶贫任务艰巨的地区。经过三十多年的旅游扶贫开发,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旅游开发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通过分析全域旅游、智慧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和研学旅行等旅游发展模式的内涵、优缺点和实施步骤,认为四川省民族地区应该发展文化旅游、研学旅行,并以全域旅游的理念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以扩大旅游扶贫的受益半径,提升民族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利益的差异建构与原因阐释——区域与城乡环境利益分配的基础分析

生态环境理性是经济理性盛宴之后成长范式的转移,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在发展不均衡与分配不公平的基本国情观察下,中国的环境利益分配表现为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的面向。环境利益地区差异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与环境污染的差异,并且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上呈现的;环境利益城乡差异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造成农村自污染与污染制度性转移的环保哲学。在这两个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环境优势者和环境弱势者,究其深层原因,则是经济贫困、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的经济社会发展维度表现。     

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

利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以及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业务发展数据等,实证研究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关联性。研究发现,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金融深化指标与开县经济增长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以贷款效率和贷款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扶贫效应亦较为明显。更进一步研究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深化和推广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模式,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及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推进。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基于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农村贫困致因探讨

贫困问题是阻碍和谐社会发展的瓶颈.贫困致因中有自然条件等客观的限制因素,也有社会政策方面的影响.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贫困代际恶性循环等局面.分析我国农村贫困的致因机理,除了自然、历史及经济因素外,在社会政策偏差、社会排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失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使贫困者难以脱离困境...     

中国西部反贫困动态——基于效用理论的VEC模型实证分析

以福利经济学的反贫困思想为基础,通过建立社会效用分解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动态和绩效。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反贫困总体成效显著,而经济增长是其减贫的主要推动力;当前西部经济已显现出"亲贫式"的增长态势;收入分配不公仍然是阻碍西部减贫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其对减贫的影响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而逐渐减弱;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