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户收入内部差距的“干中学”效应——基于我国渔民和非渔民农户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模式是我国未来农业经济建设领域的重点工作。当前,低收入农户遭受的挤压效应导致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化加剧,农村高收入和低收入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不均衡成为我国“新三农”问题的主要构成之一。“干中学”作为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概念,是技术内生化增长模型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户经营收入出现了显著内部差异,“干中学”效应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研究“干中学”效应对农户收入内部差距形成的作用机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干中学”效应嵌入到人力资本因素当中,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渔民与非渔民群体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得出了“干中学”效应对渔民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等结论,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培训指导以增强“干中学”效应在农户收入增长中的促进作用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户收入增长出现结构性失衡、农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农户健康对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西部民族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健康既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文章基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户健康对其收入和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民族地区农户收入有显著影响,农户健康状况越差、其收入会显著降低;健康的收入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并使用工具变量分析后,农户健康与收入的这种影响关系更加突出;农户健康状况与收入均能显著影响主观福利,健康状况越差、收入水平越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差;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影响主观福利的收入路径机制的确存在。     

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安徽省农村金融自身发展的现状出发,以农村金融发展涵义为基础,设计相应的指标,从农村规模、效率、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城市化水平四个方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采用VEC模型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所存在的潜在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城市化水平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较大的,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却并不突出。为此,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关建议,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安徽省和谐发展。     

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以及构筑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9—2017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混合面板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对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变量对家庭增收具有促进作用;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户收入增长,且对中低收入组的增收效应更大,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验证了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家庭收入增长中的中介作用。该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在第二、三产业更为显著,尤其是交通运输、邮政、居民服务等行业。这为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借鉴。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研究综述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章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与评述,对该领域的两大研究方法跨国回归和时间序列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该领域今后将会广泛使用VAR及灰色关联等各种数理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农村领域的应用,其焦点问题是如何真实的反映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文章梳理了不同学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设计背景、统计口径等相关研究,并对所设计指标的缺陷进行分析以后,提出该指标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的观点,同时就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农民收入的相互影响关系问题进行了评述。     

贫困县农户现金收入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南新化县为例

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从农户家庭的视角,对贫困县农户的现金收入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新化县农户家庭现金收入增长的源泉已经不再是农业收入,而是非农业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且外出从业收入已发展成为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一步地,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兼业性转移对新化县农户家庭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但农村劳动力兼业性转移的收入效应主要是指异地转移,就地转移即农村第二、三产业所起的收入效应微弱。因此,促进贫困县农户现金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在于加快农村劳动力的兼业性转移。     

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1 523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建立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联立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 523个县（市）2005-2010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运用2SLS和3SLS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提高县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比重是兼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有效路径。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吸纳农民本地非农就业、发挥县域中心城镇的扩散效应以及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兼顾城镇化的推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湖南省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VAR模型、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湖南省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金融发展结构三个指标,对湖南省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湖南农村金融结构和效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负向作用关系,而湖南农村金融规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向作用关系。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内部分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5年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等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农民;城镇化有助于壮大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会加剧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在此基础上,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对职业农民培训、不断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力度等视角,提出实现农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对策。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数字素养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基于中西部地区的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贫困问题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引发新的关注。基于2021年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响应函数(RIF)回归方法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显著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并具备明显的马太效应,高数字素养能够攫取更多数字红利,而低数字素养更容易陷入“数字贫困”状态,无法发挥出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2)应用数字素养会显著加剧农户收入差距,而通用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情况也得以印证,现阶段数字“接入鸿沟”已经得以解决,数字“应用鸿沟”差距逐渐凸显。(3)数字素养能够缩小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但会显著扩大工资性收入差距与非农经营性收入差距。脱贫地区受到数字素养的马太效应更强,农户收入差距明显加剧。研究结论证实了我国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同时数字贫困问题加剧了农户收入差距。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不仅要注重农村低收入群体以及弱势群体数字素养的培育,更要加快构建农村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路径,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基于农户视角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因此，文章选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方法，采取来源于2013—201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健康人力资本以及教育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十分显著，具体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及迁移人力资本极大地缩小了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人力资本投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导向方面的增量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增加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以及迁移人力资本；(2)更加重视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各项人力资本同时发力；(3)重视偏远农村地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培育职业农民，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机制等。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文章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实证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起负向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能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故应从加大政策性银行支农和增加乡镇企业贷款额度的角度着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比较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差距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就三大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和短期的均衡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村经济的增长,而西部地区这一关系并不成立.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2018年四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健康人力资本比教育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大,特别是对于收入处于0.50分位及以下的农户影响作用更强;金融资本中的储蓄资本比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2)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的分位差异系数显著为负,有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因此,中低收入组农户需要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通过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储蓄资本。     

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

根据2006-201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人均贷款额的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效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会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增收起到促进作用,增加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也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部地区除外）,而单纯增加可发放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比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很有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收,应该提高金融机构发展效率、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和人均贷款额度。     

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十分重要。文章在对我国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配置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性分析基础上,运用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等指标,实证分析了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配置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资源严重匮乏,农村金融资源未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城乡金融资源非均衡配置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实际情况,采取1981~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检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某种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保持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介入激发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收入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人均收入并不是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农村投资产出比长期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这种低水平状态表明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薄弱,投资产出比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投资量在产出量得比重太小,没有对经济产生影响;农村中的贷存比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农村储蓄的资金更多流向了农村贷款。因此,在发展农村金融时,应该更加注重农村制度的改革,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的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和形式多样化,多渠道促进农村贷款量的增加,有效地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